2018年4月14日 星期六

台大學生-「自由之愛」運動記實(掃描後OCR識別版)

重要史料收藏

現在臺灣社會談論學運,往往都從野百合談起,卻忽略了在野百合之前,各個學校校園內風起雲湧的各個反抗行動,以及一切初步關於串連、跨校結盟的嘗試。其中,「自由之愛」可以說是台大學運發展的重要里程碑。


『台灣以前是「東方式的專制」,
在「東方式的專制」下,
我們產生了「東方式的自由主義」 一一種機會主義性格的自由主義;
以及「東方式的反抗」一一種與汝偕亡的虛無式悲情與吶喊。
我們缺乏智性的鍾鍊,
現在讓我們等待比我們年輕的下一代!
.
.--1987,《自由之愛》,〈南方朔序〉一起來做英雄!』



台大學生-「自由之愛」運動記實(掃描後OCR識別版)史料:
https://fromnowonand.blogspot.tw/2018/04/ocr.html


台大意識報:80年代的校園言論自由瘋—「自由之愛」事件
http://cpaper-blog.blogspot.tw/2008/04/80.html

2018年1月28日 星期日

社會性質分析做為一切行動的起始

關於桃產總成立的小故事

講一段關於桃產總成立的歷史,或許細節會跟當事人的理解記憶有所出入,但我講這段的重點不是歷史,而是想說明一種做事情的態度和方法。

關於桃產總成立的過程,根據我做的簡單訪查是這樣子的,當初杜光宇等人在幫曾茂興助選的時候,發現桃園地區的工運團體有政治空缺,可以來組織桃園產總。但是杜光宇看到這個可能之後,第一步是先設法找到一筆經費,去對桃園地區的所有工會做個總調查,了解各個工會的狀況。

在桃園要組產業總工會,憑幾個外來的年輕小毛頭當然是不足以成事,一定得找資歷深厚的在地工運幹部老毛(毛振飛)出來帶頭。老毛搞了那麼久的工運,什麼大風大浪都看過了,要去提什麼產總、工運聯盟的想法恐怕都會被他打槍。但是杜光宇他們拿著花了時間精力做好的報告給老毛看,分析這裡面有多少工會是閹雞工會?有多少工會是可以連結的?各個工會主要的頭人是誰?各個頭人的態度又如何?第一步的組織策略又是如何?因為資料很確實,所以立刻說服了老毛,出面帶頭組織桃產總!


「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是毛澤東很有名的名言。十餘年前只是要搞一個地方性的產總,都還如此認真做調查、做訪問,才能說服資深工運幹部出來組織。今天如果要主張所謂的左翼力量的集結,不管是要採取什麼樣的組織形式,如果僅是憑著直覺式的貧富差距擴大、輿論風向、網路感受..或者是1223晚上「城市游擊戰」的經驗震撼,就覺得革命形勢大好,可以來做些什麼事情,這樣的出發點似乎顯得太虛浮不踏實了

陳映真談社會性質分析
在台灣只要提到「左翼」,很多人就會講到陳映真,陳映真的思想實踐都有很多可以討論反省借鑑的地方。但是陳映真當年接受訪問時,所講的這段話,或許更值得當前許多充滿熱情的行動者思考琢磨:
陳:我的看法是,《夏潮》的運動呢,有一個工作沒有做。在第一波左翼運動裡,對於台灣是怎麼樣的一個社會,是屬於哪一個階級的,是怎麼樣的物質的循環在支配整個社會,比如他們認為上面有日本帝國主義,下面有最反動的大地主階級,互為表裡。所以一九二八與一九三二的綱領,雖然不是長篇大論,而且是將列寧的分析套用下來,但這是很重要的,這是任何一個國家的左派團體一定要做的功課,因為他自認為他對於社會有一種科學的apporach,對於社會關係,社會性質,階級關係,誰是主要敵人?誰是次要敵人?誰是同盟者?目前是什麼性質的社會?規定現在是什麼樣的性質的革命,明明現在是半封建的社會,怎麼可以搞社會主義革命,一定要搞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不過因為這個社會的資產階級的薄弱無能,所以由工人階級來越爼代庖,可是他所執行的革命的性質還是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然後才是新民主主義革命。這個不管你信不信,一定要這樣做。
台灣的左派,在台共的時候有這樣做,可是必須指出當時的日共也好、中共也好,他們也才生下來不久,所以理論也許不是那麼的強,因為當時共產國際的威望太高,差不多大家都照套共產國際的東西,這是它的缺點,不過沒有關係,有就好。
第二波,當然中國共產黨有一套相當完整的,不管是新民主主義,或是聯合政府啦,在台灣來說,很簡單,就是解放嘛,迎接解放,迎接共軍渡江,所以那時候台灣的黨員,實踐比理論還要重要,就沒有對台灣的社會進行特別的分析,這方面的理論差不多是空白的,這可理解,是中國共產黨的一部分嘛,解放全中國,解放全世界,所以當時臺灣的黨員就照搬中國黨的那套東西,可是他沒有特別注意到台灣內部,因為當時的眼光,認為馬上就要解放,問題不在理論。
回到第三波的主題上,由於環境條件更壞,理論水平更加的粗糙,沒有注意到中國分成兩個,台灣起到什麼樣的變化,一直到今天,這個問題懸而未決,這個才是一個深刻的問題。為什麼台灣學運搞不開,我們根本不知道我們這條船要開到哪裡,我們的社會是什麼?基本的矛盾是什麼?誰是統治者?誰是被統治者?社會的動力在什麼地方?一直到今天,究竟為什麼《夏潮》的運動,以及後來會在文化運動開花一樣,鄉土文學論戰裡,《夏潮》系統點燃了這個論戰,發展了這個論戰,但即使在理論也沒有好好解決這個問題,我一直想要解決的,當前的台灣是個什麼樣的社會?
問:那麼您當初引進第三世界的理論,以及所謂依賴理論進來台灣,您認為那些是無法解釋台灣的嗎?
陳:其實那很簡單,就是認為台灣也是第三世界的一部分,可是沒有細緻的討論到台灣的社會的分析。
問:所以你談的,應該是一個運動的綱領?
陳:對,也就是綱領的背後的根據,對社會的分析。』
--陳映真口述,摘自郭紀舟著,《70年代台灣左翼運動》

解嚴後臺灣勞工運動小史--一個不完備的簡要說明



前些日子跟朋友小酌,發現有些對於90年代的學運幹部來說是基本常識的歷史,對於現在的青年行動者來說卻很陌生。

臺灣勞工運動史不是我的專長,也無法在這裡完整詳述,不過就藉這個空間,分享一些簡要的基本歷史常識。

一、解嚴前後臺灣勞工運動的萌芽與萎縮

1949年以後,國民黨基於過去國共內戰的歷史經驗,對於臺灣的勞工運動、工會活動進行嚴格的管制。雖然基於憲法保障的人民集會結社自由,臺灣的勞工確實有組織工會的權利,但是所有的工會都受到政府的法律強制要求的“管理和監督”。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強制入會」和「同一廠場單一工會」的規定,使工會都歸屬於官方管制下的工會聯盟,工會的控制權則由國民黨所壟斷。年代末期,

1980年代末期,許多工人不滿於國民黨對於工會的控制,因此透過選舉攻佔既有的工會或是成立工人聯誼會等方式,企圖改變被國民黨和資方掌控的「閹雞工會」的態勢,也就是所謂的「自主工會」的運動,這其中台鐵員工聯誼會、桃園航勤產業服務工會、大同三峽廠產業工會、遠東化纖公司產業工會...等等都是當時著名的自主工會團體。

1988年發生了桃客、苗客的罷工,臺鐵火車司機員聯誼會以「集體休假」名義進行罷駛。「二法一案大遊行」(後來的秋鬥的濫觴)、台灣石油工會上街遊行,可以說是工人運動風起雲湧的一年。

1989,台灣新竹縣新埔鎮的遠東化纖廠發生全廠罷工事件,起因是工會領導幹部徐正琨遭到調職,在和資方多次協調、抗議不果後,當時台灣自主工運界的龍頭工會──遠東化纖產業工會決定發起罷工。罷工始於5月15日,期間資方派出保全人員,政府則出動了鎮暴警察與水車,強力鎮壓;至5月25日,工廠全面復工,事件遂以工會的失敗告終。

遠化罷工事件被視為既是1987-1989年間,解嚴後初期台灣工潮的高峰,同時也是尾聲。遠化罷工失敗後,台灣工運進入了一段相對萎縮的時期。

#另外還有工黨組黨的歷史與爭議
#這裡就不談了

二、90年代臺灣工運的三派一支:

1990年代以後,臺灣工運雖然不像1987~1989年時那般風起雲湧,但是仍然在持續緩慢成長。對當時的工運團體,一個重要的課題就是如何「政治化」,和政黨保持保持什麼樣的關係的課題,圍繞著這個議題,當時的學運幹部多把那時的工運描繪成兩大一小三個主要的集團(或說派系)

1.採取支持/改造民進黨路線的勞支會—勞陣(臺灣勞工陣線):

1984年5月1日(國際勞動節),夏潮聯合會與黨外編輯作家聯誼會(新潮流系前身)人士合組台灣勞工法律支援會(簡稱勞支會),1987年,夏潮人士退出台灣勞工運動支援會,另組工黨。1992年,台灣勞工運動支援會改名台灣勞工陣線,簡稱「勞陣」。

勞陣一向被視為是作為民進黨內一直推動「社運政治化」的新潮流系的外圍組織,雖然活動力很強,但是跟民進黨/新潮流的關係一直飽受批評。勞陣重要代表人物簡錫土皆更在1995年以「弱勢團體」身分代表新潮流擔任不分區立委,引起勞陣內部以原野百合時代中興法商「法商青年」社的學運幹部的不滿,因此製作小冊子「紅燈左轉」提出批評,之後集體退出勞陣,即是著名的「紅燈左轉」事件。

2.採取政黨等比結盟、等距外交的工委會:

工委會是「工人立法行動委員會」的簡稱,由1992年基隆客運罷工事件而成立,其最主要的活動就是每年11月12日的秋鬥,主張對於朝野各政黨採取等比結盟、等距外交的態度,不支持特定政黨,只針對特定的政策或議題,視政黨的態度而予以支持或反對。

2003年,工委會組成「百萬廢票行動聯盟」,發起廢票運動。

2004年,工委會發展出「人民老大參政團」模式參選。

2006年時,工委會成員改組成「人民火大行動聯盟」。

2011年,人民火大行動聯盟向內政部登記為政黨「人民民主陣線」。

90年代的學運界流行的說法,是把工委會視為強調工會自主、政治獨立的走「工團主義」路線的組織,這當然有點簡化,但也突顯出在對於政黨的態度上和「勞陣」的極大不同。

工委會以及其連結的許多大大小小不同的工會組織,向來以行動和作風強悍聞名,同時秋鬥也是每年各學運團體必定派人參加的活動。但是當時的學運團體除了鄭村祺、夏林清的嫡系學生之外,其實甚少人在求學或畢業後加入工委會系統。究其原因,主要是因為學生在和工委會的互動中,常常會感受到工委會成員對於知識份子和學生的輕視,另外一方面,工委會內部強大的組織運作和理念堅持,也使得外人很難加入或深入其中。

3,採取左統路線的勞動黨

參與1989年遠東化纖罷工事件的遠東化纖產業工會幹部以及相關的社運幹部,以及部份1950年代白色恐怖政治犯、工運組織者,還有抱持社會主義思想的工運幹部,於同年成立了勞動黨。由於遠東化纖產業工會的淵源,勞動黨和桃竹苗地區的工會或勞工運動較有連結。勞動黨近年來協助的工運主要有2004年耀文電子抗爭事件、2004年興達罷工事件、2009年臺積電集體勞資爭議。

2009年勞動黨的高偉凱當選新竹縣議員,成為90年後的社運團體第一個參選成功的案例。

4.紅燈派、國營企業工會與全產總

前面提到1995年因為選舉問題而離開勞陣出走的中興法商青年社幹部,後來仍然繼續在在工運界活動,被外界暱稱為「紅燈派」。「紅燈派」成員出走後,和中華電信工會等產業工會合作,後來成立了全產總。1998年以「新社會之夢」大遊行,初試啼聲。在2000年的五一勞動節當天獲中華民國政府承認成為全國性工會組織,相對於戒嚴時期已經有的中華民國全國總工會(全總,由政府控制),是台灣第一個自主且合法的全國性工會組織。

全產總的工會組織基礎,主要是國營事業工會以及各地的產業工會。傳統的國營企業工會,由於勞工人數較多以及身為公部門的法律約束,因此也成為90年代的工會運動中重要的參與者,例如石油工會、電信工會、台電工會...等等。

90年代末期部份產業工會以及國營事業工會,開始發起成立「全國產業總工會」(全產總),並於2000年宣布正式成立,召開第一次理事會。

全產總以及相關的國營事業工會,採取工會自主的立場,對於政黨的態度沒有特別的偏好,多半是在個別的議題上視政黨的立場表態。


三、第一次政黨輪替時的勞工運動

2000年第一次政黨輪替,民進黨在創黨十餘年後首度取得執政權。目前流行的觀點認為,因為民進黨跟社會運動的關係較為友好,或者是因為臺灣政治中統獨矛盾大於社會矛盾的緣故,因此陳水扁執政期間,臺灣的社運相對低迷。

不過,重新翻查當時的歷史,社會運動的議題、焦點、動員方式或許有所改變,但如果說社運低迷,恐怕跟現實有很大的差距。

以勞工運動來說,翻查當時的新聞資料,可見得在2000年陳水扁上任後不久,朝野就掀起了「工時大戰」,先由行政政院仿如此次勞基法修訂一般的,突然的推出每周四十四小時工時方案。由於這個政策的推出十分突然,引起立法院的在野黨(國民黨)反彈,並隨即挾國會人數優勢提出更優惠的兩周八十四小時版本。而由全總、全產總等工會團體組成的「八四工時大聯盟」用靜坐、抗議、國會遊說等方式,表示支持兩周八十四小時方案,反對任何折中妥協方案。除了國民黨是當時的國會多數黨之外,這個事件過程中的各個環節、演變都幾乎跟現在的勞基法修正如出一輒。至於為何每逢民進黨執政初期,馬上就會掀起一場關於工時議題的衝突,就有待有心人去解析了。

除此之外,2003年9月台鐵員工於凱達格蘭大道集會,舉行「罷工投票」,並以決議案投票以7812票通過進行次年春節罷工決議。後於同年12月份,因行政院及交通部對於台鐵工會的五大訴求以「原則同意」回應之後,台鐵工會召開臨時會員代表大會,認為政府已經拿出善意,經過長達三個多小時的冗長討論後,決定取消原訂的次年春節七天罷工抗爭案。

2004年1月,台灣信立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台南廠員工發動罷工,也是台南縣第一起合法罷工事件。

2005年9月,由臺灣中小企業銀行(通常簡稱台灣企銀或台企銀)工會發動的罷工事件,也是台灣第一起金融業罷工事件。

關於這段期間的工運活動,由苦勞網與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合編的「工運年鑑」,分別出版了《工運年鑑 2003.06-2004.05》、《工運年鑑 2004.06-2005.05》,對於當時重要的工運活動以及相關議題,做了完整的記錄與討論。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90年代重要工運派系之一的「勞陣」前秘書長--簡錫堦,於2003年成立了又名公平正義聯盟的「泛紫聯盟」,結合了臺灣數個社福、社運團體,後於2006年解散。

「泛紫聯盟」是個鬆散的聯盟組織,但是除了既有的加盟團體,同時積極鼓勵各種議題倡議團體成立,在「泛紫聯盟」支持下成立的各種倡議團體中,有一個對2008年以後的社運、青年運動有重要影響的組織成立---「青年勞動95聯盟」。

「青年勞動九五聯盟」成立於2005年,2006年原本處理青年卡債族的議題,2007年開始處理青年打工族、服務業勞動的基本工資問題(所以才叫95,當時的時薪,根據基本工資計算應該是95元)

四、2008年以後的勞工運動

關於2008年以後的勞工運動,個人覺得一個非常獨特的面向,是『學生勞動者』視角的出現,可以參考本人的文章『「學生勞動者」視角的出現– 一個初步的思考』

參考資料:

台湾自主工会运动史 1987-1989
https://www.marxists.org/…/…/twuniontrade1987-1989/index.htm

選後台灣左翼的要務:建立工人階級的政治反對派
http://www.coolloud.org.tw/node/61617

維基百科--臺灣勞工陣線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E5%8B%9E%E5%B7%A5%E9%99%A3%E7%B7%9A

維基百科--工人立法行動委員會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7%A5%E4%BA%BA%E7%AB%8B%E6%B3%95%E8%A1%8C%E5%8B%95%E5%A7%94%E5%93%A1%E6%9C%83

全產總
http://www.tctu.org.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history001&Category=173823

【學運斷簡】「學生勞動者」視角的出現–一個初步的思考
https://www.civilmedia.tw/archives/51865

2018年1月1日 星期一

2016年終感想:革命(運動)是一個長期而持續的累積過程

年終感想

如果說生命是一種長期而持續的累積過程,革命難道不更是如此?在討論革命或改變時,我們往往太過跨大單一事件或個人造成的戲劇化效果,忽略了事前或事後那些持續而往往微不足道的努力。說到底,這件事情其實也是這樣子--屬於我們該得的,遲早會得;屬於我們不該得的,即使僥倖巧取也不可能長久保有。

一場運動的得與失,有時候怎麼說也不清楚,有時候卻再簡單也不過了:我們得到平日努力累積的成果,而失去我們所不曾努力累積的!

一直到現在還有人在遺憾,如果太陽花運動發生時,佔領立法院的時候,能夠怎樣怎樣就好了...,做為一種事後的檢討,這是無妨的,但是如果一直停留在這種情緒心理狀態中,那就很無聊了!其實最該要去問的是:在太陽花運動發生前幾年,大家都在做些什麼呢? 如果從四年前乃至十年前,大家都沒有在現在高聲吶喊的議題或關注的實踐面向上做努力,那麼只是簡短的十餘天的佔領運動,就要創造出許多過去沒有累積的成果,那也太不可思議了!就像平時沒有在努力做人,過年時候卻希望生出好幾個小孩子來拿紅包,世間若是有如此便宜的事情,那也用不著許多前輩在這條路上前仆後繼的拋頭顱灑熱血了!

同樣的道理,現在有許多朋友在臉書上發言,衷心期待2018或者是2020年的到來,但是回到前面借用彭明輝的那句話:生命(革命)的真相是一種長期而持續的累積過程,如果平時沒有努力累積的堅持,就算自己所支持期待的人選出線,我們所期待的改變也不見得會發生,甚至即使發生了還要打很多折扣。如果能夠不屈不撓的持續努力下去,就算現在時不我予,也終會有雨過天青的時候。

2008年時,許多綠營人士如喪考妣、惶惶不可終日,甚至有人預言民進黨要當在野黨二十年,誰想不過八年時間,立即主客易位,國民黨潰敗至如今近乎山窮水盡的地步。然而在這八年間,關於變革台灣走向新局所需要的在思想上、組織上、戰略上...所需要的努力,我們究竟完成了多少呢?如果很少甚至接近零,那未來不管誰當家作主,其實也不用期待太多。因為我們能夠得到的,永遠是平日努力累積的成果。

台灣的政治,充滿了太多的偷機取巧。台灣的社運,充斥太多的一時際遇。網路社交媒體的發達,往往又更加強了這樣的趨勢。在這個政治發燒的年代,重新閱讀彭明輝當年的這篇神文,竟然別有一番滋味!!

http://mhperng.blogspot.tw/2011/03/blog-post_3186.html

2016/12/31

2017年12月17日 星期日

從鄉土文學論戰談戒嚴時期的社會調查工作



陳映真在《70年代臺灣左翼運動》一書中,接受作者郭紀舟的詢問「鄉土文學論戰」背後的思想形成歷程時,他認為這種文藝論戰其實在中國20、30年代或者是臺灣都是常見的爭論戰場,其實在日本或其他國家的左翼陣營裡面,也常常看到類似的文藝文學辯論。因為左翼文學理論有個一個重要的的東西,就是會問:文學是什麼?文學為誰服務?文學寫什麼?這些問題的討論最後會帶到對當時的社會、階級進行分析,分析清楚後才能理解當前社會的主要/次要矛盾是什麼,然後才能了解整個社會變革的總方向以及施力介入點在那裡。在訪問中陳映真也承認,對於這樣重要的社會性質分析工作,在鄉土文學論戰只是曇花一現,沒有持續下去,後來的臺灣左翼也都沒有做好。

「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是毛澤東講過的很有名的話。馬克思跟他之前的烏托邦社會主義者的差異,一個很重要地方就是他將社會革命的可能,建立在具體的歷史與社會條件的分析上,而不是對於人類未來的空幻想像。要搞革命之前,要先進行認真的社會性質分析,這幾乎是就是社會革命的基本動作,但是要怎麼進行調查和分析,那又是另外一個艱困的議題了。


現在我們只要從網路上按幾個鍵,就可以從政府各部門網站乃至於各個學術部門,取得一些基本的統計數據,或者在書店裡面也可以找到很多資料。但在戒嚴時代的臺灣,要取得相關的資料非常困難,而如果要取得一些更內部的政商關係的資訊,當然不會存在「壹週刊」那樣的媒體進行爆料。因此研究者只能各憑本事,設法從意想不到的地方拼湊出所要的資料。

在90年代的「民間社會VS人民民主」的論戰中,提出「民間社會論」的南方朔,當年有一個很有名的『嗜好』,就是收集國民黨黨政要人的『訃文』。在當年一黨獨大的政治環境下,了解這些黨政要人、政商集團間的人脈關係,即使在今天都是很重要的研究課題。但在當時的情境下,要收集這樣的資料其實並不容易,或是會引起情治單位注意。南方朔轉而去注意媒體上或收集這些要人的『訃文』,從文末的治喪人員、家屬名單中,去考察政商集團的錯綜複雜的人際脈絡。現在類似「總統是我家親戚」等關於政治人物政商關係的研究,已經慢慢變成一門重要的研究學門,不過恐怕很少人知道,這類研究在台灣最早的發芽,是從研究『訃文』開始的。

島內要蒐集資料都如此困難,要是在島外當然就更加困難。在美國參與保釣運動,90年代末期返國對於「新世代青年團」等團體深具影響力的許登源老師,一方面精研政治經濟學理論,同時也認真研究分析臺灣社會。根據某位社運前輩轉述,他在美國時曾拜訪過許登源老師,聊得十分開心之時,許登源老師帶他去看老師個人的重要收藏---滿滿一整個房間的臺灣各縣市電話簿!!因為電話簿裡面會有各公司產業的名錄資訊,同時產業電話簿還會有公司廣告,是重要的了解臺灣企業發展狀況的資訊。這位社運前輩當場目瞪口呆,不知如何反應。

時序進入千禧年之後,所謂的大數據時代來臨,但是不要說類似左翼歷史中的路線辯論,即使是一個嘗試性的對臺灣社會性質進行全面分析的討論也很少看到,而這些前人苦心收集訃文和電話簿的歷史,或許也都變成一種「時代的眼淚」了吧!

2017年7月27日 星期四

1993年《野百合通訊》第三期--『三月學運座談會記實』

三月學運座談會記實

出處:《野百合通訊》第三期P.2~P.21,1993年3月22日出刊
重新打字:李樹
校對審定:解影



那些從桌上拿走食物的人 鼓吹吃足
那些吃飽的人對飢餓的人說 美好的時代就要來臨
那些領導國家走入深淵的人 高呼統治平凡人太困難

~布雷希特,1937

時間: 1993年2月20日午後
地點: 羅斯福路人性空間
發言人 員:丁勇言、江斐琪、何東洪、李威霆、林致平、郭紀舟、曾若愚(以上曾任廣場決策小組)、邱毓斌(廣場糾察隊隊長)、邱花妹、陳尚志、陳政亮
聽眾: 林淑貞、許銘全、李宜恭、高偉凱、夏樂祥、沈發惠、高國峰、小妹、……
主持: 楊添圍    整理:呂明洲

題綱
一: 三月學運對憲政改革的意義及其定位。
二: 從三月學運談學運團體的校際串聯與全島運作。
三: 從三月學運談學運與社運的結盟關係。
四: 對三月學運後學運發展的看法與展望。

會議記錄

在決策小組成員之一鄭文燦以「我現在是政治人,不適合參加學生活動」的理由缺席下,我們開始討論。一開始大夥就對討論的提綱有著各個不同的想法,然而也經過這樣的討論,對三月學運種種不同的理解觀點也陸陸續續出籠。由於場外仍有其他使用者,使得大家不得不在有些吵雜而干擾的環境下,頗為吃力地陳述自己的想法,這樣的場景倒和學運的現狀不禁讓人引發一些聯想。或許任何座談和討論原本就不可能統合出大家一致的看法,而正因為如此,三月學運的意義保持開放,並且不斷地在創造之中……




三月學運之後我們作了什麼事情
其實就是在塑造三月學運的意義

添圍: 先講一下今天開座談會的目的。因為第三期預定在野百合三周年的時候出刊。這次座談主要是請三月學運最後一次的決策小組成員參與,主要是回顧三年前的一些事情,討論一下大家的意見和感想。另外有些現在負責學運的主力幹部在場,也請他們盡量提出意見。第一個題綱是討論三月學運的歷史定位和其意義。題目是比抽象,就是三月學運是促成憲改的一個蠻重要的事件,不管它的功過與否,它跟目前進行三年多的憲政改革應該有蠻多相關的,希望大家談一下這幾年來最大的一次學運事件,從國會全面改選到最近等等包括兩黨政治的一些問題,請大家提出看法。

若愚: 老實說,我對三月學運的記憶非常模糊。昨天翻了一下以前的文件和紀錄,整個事件給我感觸最深的是我們的撤退聲明,也就是三月學運最後一份文件的那個標題:「追求民主永不懈怠」我不知道現在的學弟妹怎麼樣去理解這樣的事情,在文化和學弟妹談起這些事,焦點都擺在較小的部分。如果談到三月學運的意義,對我個人而言,開玩笑地說,我是最大的受益者,因為三月學運完後,我是光榮回家。在當時這也反映了大家對三月學運的平記。可是這幾個月來,聽到一些不同的看法:三月學運根本就是被李登輝收編的東西。這種轉變讓我想到,我們談三月學運不能只談三月學運對我們而言有何意義,我相信三月學運的意義本身是在改變當中。三月學運之後我們作了什麼事情,其實就是在塑造三月學運的意義。可是我覺得說,我們這樣做都對不起我們撤退時聲明的精神,那份文件的精神是強調要把野百合的精神帶回學校去播種,但是這三年來的校園狀況,實在很難對自己有個交代。我相信我們在談三月學運的意義還有另外一個問題是:就是我們希望三月學運有什麼意義,我覺得我們在談的時候,不應只是看到三月學運發生的事情,而也應該反省到我們希望它發揮到什麼作用。如果我們希望三月學運成為什麼樣子,而我們塑造它成為什麼樣子,那就是我們希望三月學運也有什麼樣的意義。我不希望只將它看成三年前的獨立事件,將它當作一個和我們無關的事件去解釋它,而是將它擺進三年來我們實踐的脈絡中,回過頭來去理解它。

威霆: 我想把問題釐清一下,第一個是產生對意義和定位的看法,我想區分成幾個:一種是從效果來看,比如說三月學運的成果是被誰收編的,在高層的政治權力鬥爭過程當中,對誰有利對誰不利,被誰當作籌碼來用,這是從運動的效果上來講的。然而對于一個運動的參與者,是不是只能從它的效果上來談它的意義和定位?事實上不然。對于一個運動主體而言,我們要怎麼樣定位?我覺得定位是人找出來的,幫自己定位的。第二個是:剛剛若愚所談的「民主」,這部分我先談一下,我覺得這好像把問題搞混了,我們原先所談的是對黨政改革的意義,那如果要就民主來談的話,事實上憲章運動跟權力派,甚至小資產階級的普選運動也是一種民主運動,三月學運是否要把它界定成一種民主運動,恐怕是第二個問題。我想把三月學運擺在憲政改革底下來談可能已經很不恰當,現在又把它擺在「民主運動」底下,更會使討論變得更分岐。

另外,我想提出的是:下面這種觀點是有部分的道理,就是說一件事情的意義,可以曾事後我們對它作了什麼來闡述它的意義。意義始終在不同的脈絡之下才有它的意義,如果是這樣子的話,必須看是對什麼而言的意義。如果按照題綱所設計的,是要把三月學運擺在憲政改革底下來談,那它的意義就不是我們在事後可以扭曲的,也許有人覺得三月學運就像一團雲霧一樣發散掉了,但是三月學運的意義是否就是這樣而已?恐怕就不止。


紀舟: 大家在爭論三月學運的意義和定位如何理解?意義的意思是什麼?那為甚麼不直接把意義本身講出來就好。對于三月學運的意義和定位,在座的各位一定有爭執,就直接把每個人的想法講出來就好。

我個人對三月學運的看法,從學生運動本身的發展來看,三月學運它是個政治議題,剛好四大訴求都集中在政治的部分。而三月學運前學運比較關心社會議題。三月學運發生後,學生被迫要面對政治層面的鬥爭。由于KMT高層黨派嚴重內鬥,使學生的介入有相當大的空間,但是隨著往後政治空間愈來愈緊縮,政治資源被各黨派瓜分愈來愈明顯,分成主流派和非主流派,這逼使往後的學生運動,必需靠邊,必需要面對你要對抗的到底是誰,是主流派還是非主流派。回到學運的發展狀況來談,我會覺得政治的黨派色彩愈來愈清楚,逼得現在各黨派團體都必需表態,但是我認為現在的學運是不願意或者沒辦法表態,然而就是愈來愈萎縮下去。


從訴求從效果而言
三月學運基本上是民主化過程中的一個事件

尚志: 我實在沒想到,三年來沒有談這個問題,大家講起話來這麼玄。我覺得分政治議題,還是社會議題,其實是一個很不明確的講法。因為所有的政治議題,它就是經濟、社會議題。那回過頭來看三月學運的時候。我覺得三月學運的歷史效果,或者什麼事件的歷史效果,並不會完全如我們在做的時候所想的那樣。有時候我們覺得我們在做什麼,可是實際可能走的是相反的方向。那我從這一點切入來談是要說,先來看它的歷史效果是什麼,我認為三月學運是台灣政經轉型下所產生的一個重要事件。台灣自從80年代就開始進入所謂自由化的過程,在這個自由化的過程裡面,它開始激盪出民主化的想法,到了1990年3月,民主化已經成為社會上的共識。但是當社會上形成民主化的共識時,台灣政治上的各黨各派卻都喪失了改革的正當性和代表性,而學生剛好有了促使政治民主化和政權轉型的正常性力量,三月學運是在這樣的條件下產生的。

我們再來看四大訴求。事實上當我們到廣場去的時候,四大訴求都已底定了。第一條,廢除國民大會,就是廢除一個沒有民意基礎的民意機關。結束動員戡亂時期,它的意義要求台灣進入一個正常的憲政或民主國家。那提出政經改革時間表,我們不要忘記,原本的訴求是提出民主改革時間表,基本上是一個要求民主化的訴求。之所以後來會改成政經改革時間表,這是要求運動往前進一步所提出的想法,但是從效果上來看,它並沒有達成預定的效果。召開國是會議這個訴求,根本只是在替三月學運找一個下台階。從訴求,從效果來看,三月學運基本是台灣民主化過程中的一個事件。


紀舟: 從理論分析而言,當然無法劃分什麼是政治、什麼是社會議題。我剛剛會這麼說基本上是從學生運動能選擇的層面而言。在實踐上來說,原本大部分的學運,關心的是社會層面的議題,而三月學運後被迫要面對政治層面的議題,這是很不一樣的。


三月學運帶來了很多可能性

要評估的是為什麼事情的發展不如所願

致平: 下面談的個人想法是被大家激發出來的,剛剛大家的釐清的作用蠻好的。釐清的結果是所有問題都很紛亂。對我來說,今天在談這個問題,第一個感觸是說:當時觸動三月學運最重要的現象,就是萬年老表的現象。今天都已被結束,所有的國會都已經是新的國會的時候。當這個制度上的缺失都被補足的時候,那三月學運的意義到底在哪裡?這對學運來說或者甚至對外來講都是十分重要的現象。這是必需回答的問題。那第二部分是說,對于一個運動的成敗,定位或者意義的態度。我贊成威霆的想法。這個問題可以分成兩個部分。第一個是事實上成敗的問題。另一個是對運動者,運動中的群眾這些主動者的意義的問題。論成敗問題,我們還是可以分兩個方面來談:有一種方式是看你當時提出什麼,後來做到什麼來論,這是一種最粗糙的方式。老實說,在跟人鬥爭時,這是一種最簡單的方式。可是還有一個意義,可以從是否按照原先所提出的想法來發展,來論成敗。可是就忽略了今天我們在進行的是一種群眾運動。運動本來就不是依所設計的來達成的東西。所以我比較傾向說,運動在當時的脈絡下它帶來多少的可能性,如果都這個觀點來看三月學運的話,跟先從三月學運的結果論成敗比較起來,心裡的感受是差別很大的。在當時的脈絡底下,將四大訴求翻開來看,如果不去預設未來的發展怎樣,在任何的歷史關卡,包括KMT都有很多選擇。我知道就當時的國是會議籌備小組,在解決國會問題上,光法治的解決方案就有5種,從最保守到他們所謂最激進的,會引起黨內分裂的方案。三月學運所喊出的訴求,好比說廢國大,廢臨時條款,擺在當時的脈絡,可以看出三月學運它啓發出多少可能性。當國大一廢,本來就會產生出制憲與否的問題,就會產生出一個國家主權對內而言是否合乎民意這樣的問題,那從最差最差的人選的問題,到最激進的是否要重新建立一個國家制度,這些都是可能的。那若我們從這邊來看,當然我們要附加評估的是,為什麼事情的發展為什麼不如所願,為什麼那麼多的可能性會一個一個被消滅,這是一個比較能夠誠實地面對我們到底做了那些事情的看法。
那另一方面,還從在一個問題是我們要從什麼角度去看,或者說承認那些是做為我們的分析觀點。就好比說紀舟剛剛所提到的政治或社會問題,從分析的角度當然是可以說,任何問題都是政經問題。可是你若是從你所從事的鬥爭的議題來講,談政治、經濟、社會這樣的分法,還是有一些意義的,那就不適從那個觀點去分析的問題。如果要談用什麼樣的觀點去分析,我們可以選擇,比如說從KMT高層內鬥的角度去分析,也可以像威霆說新舊世代交替的角度去談。當然還有其他的,可以把它看成政治和經濟的不同作用;然而你也可以說政治的作用總是立即而明顯;也可以說經濟的力量是怎麼樣一點一滴在起作用。這些都是可以的。不過,在這種種分析方式裡面,為什麼威霆會挑到世代交替的方法?是因為它是一個現在的新鮮名詞?還是可以由此談出些新的東西來?


尚志: 首先,運動沒有所謂的成敗問題,我在意的是看事情的方法,以及回過頭去談三年前的事件時,重要的是:我們在當中得到了什麼樣的教訓?和得到什麼樣的結討?重要的不是我們現在如何去整理它,而是看說,當初我們提出了什麼,怎樣做。如果總體的趨勢不是如我們所想像的,那我們很可能會遭到挫敗。現在回想起來,當時社會力量衝激作用的方向並不是如我們想像的那樣。


致平: 好像一陣子沒見到尚志,尚志變蠻「歷史決定論」的。剛剛聽到的所謂「自由化的進程」的意思到底是什麼?是說台灣整體的方向是在進行一種叫做「自由化」的東西呢?還是說在政治上變革?


威霆: 我補充一下,剛剛有提到一個名詞「民主化」,就民主運動本身來講,歷史上進行徹底的民主化運動,恐怕是英國19世紀的「憲章派」運動。可是問題是說,在「民主」這麼崇高偉大的觀念之下,每個人心裡頭到底想的是什麼?這個角度來談,這也是我反對從「民主化」這個抽象的概念來談的原因,因為民主化始終是一個談不清楚的東西,事實上民主只是保證每個人有普遍的參與權外,好像並沒有保證其他東西,如果從這個比較空洞的概念來討論,恐怕是談不出什麼。


另外一個是關于政治、社會、經濟這幾個不同的議題,彼此之間的關係,有一種說法是:他們覺得政治運動一方面同時也是階級運動,如果我沒記錯的話一百多年前,馬克斯和盧格正好在爭論這個問題,「政治運動是否是階級運動,或者階級運動是不是政治運動?」這樣的問題在現在未必是適合的,但是可以啟發的是台灣皂的政治運動和社會運動到底有什麼樣的關聯?如果我們說政治運動就是社會運動,而社會運動同時就是政治運動,這種說法到底意味著什麼?當然這個問題涉及到一些爭論,比如說政運社會化、社運政治化等等的。如果這樣繼續談的話,會碰到每個人對于運動的定義就不一樣。事實上在這個題綱裡面,我們也可顛倒過來看,我們不僅可以談三月學運對憲政改革有什麼樣的意義?我們也可以談當時的憲政改革對三月學運有什麼意義?但是始終涉及到底是用什麼樣的觀點去看。比如說當理想地認為政治運動同時就是一種社會運動,那要表達的到底是什麼?這是需要進一步釐清的。我認為三月學運並不純然是一個政治運動,當然這裡又涉及到「政治」究竟是什麼意涵?談到什麼是政治呢?不外乎包括人的實踐空間或者倫理的空間等等之類的。這樣的定義並不是現在我們所熟悉的政治的定義,現在政治的定義被狹隘地歸納到兩個領域內,一個是國家機器運作的領域,一個是權力分配的領域,如果就這樣來談的話,三月學運都不是屬于其中任何一者,我們在三月學運裡,看到許多新的變化和組合出現,比方說:外省人第二代第三代也投入這個運動,在裡面也造成許多衝激和改變。所以如果就權力分配和國家機器運作資源的分配而言,似乎都沒有辦法很好地將三月運動擺在這樣的脈絡底下來談。那是不是說,三月運動在這裡已經有一些改變,比方說:並不能單單就簡單的階級劃分、或者外省人和本省人這樣的畫分來看待三月學運,是不是它提供未來運動發展的新的可能性?這是一個我比較原初的想法。


尚志: 我要澄清幾點:我剛剛談的「自由化」,是說反對國家加諸在個人人參的限制,包括言論上的,行動上的。同時也反對國家加諸于市場的種種限制,這些限制如果解除了就是所謂自由化。那「民主化」就更簡單了,我剛剛講的民主化是指代議民主制的確立。那另外一點是,在三月學運中,每個人都在創造一些東西,而當這些力量匯整後,可能它的方向會變得不一樣。我不是從歷史的結果回過頭來批評當時我們的作法的對錯,而是要強調,當時我們怎麼想的,怎麼做的,而現在的整體結果為什麼會變成這樣?這些差距是怎麼來的?這樣的檢討對于未來搞運動時,會有很大的幫。


致平: 我剛剛提到自由化這個說法的問題,意思是說如果我們要談的是一種趨勢,那要說明這個趨勢有那些特徵。如果要談的是一種制度上的變革,那我們就要詳細地從制度來看。剛剛尚志所說的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的「自由化」,很多如果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其實是「地下化」。那這個地下化和自由化我們要怎麼談?我想問的是說的「自由化」,不管是政治上的字一,還是經濟上的自由,是不是從古典的自由主義的觀點來談的?因現在這樣的時空,令人想起18世紀自由主義的種種現象,這樣的類比會產生危險。


三月學運促成了國會必須全面選
小資產階級也在新的國會中找到出路

勇言: 我覺得剛剛的討論十分有趣,愈討論名詞愈多。同時焦點也並不完全一致。好像有人在說,三月學運是怎麼產生的?或者是說當然的背景,怎麼樣逼出學生到中正廟?然後逐漸卻變成在政治學上的討論,和一些名詞的定義上。也許我們可以用更白話,更具體的例子來說。我是這麼看的:在1990年的台灣社會需要更多在政治上的代言人,去呼應當時逐漸成形的小資產階級或者是中小企業老闆,所以原先極少數作為本土財團的民意代表不夠用了。這樣的情況並不符合當時需要更成型的代議民主的好處的這些人的利益。比如說某一些商人,希望國家解除某一制度,可能是經濟部主管的,但當它沒有管道去申訴的時候,同時如果資本額不夠大,大到可以去影響國家的重大政策的時候,他們需要自己的代言人,所以國會全面的:「啊!這要民主了」。然後,在這過程中就逐漸凝集成共識,我們就是需要這個。而當時學生去中正廟時,可能不是這麼想的,學生可能追求的是民主這種抽象的價值或理想,而社會上想的可能是十分實際,他們要的是透過國會全面改選來實現他們的利益。至於像運動者的主觀認為:希望運動方向往那邊走,慎希望提出一套更進步的政治體制來代替。所以我們會在訴求裡面的一兩個「民主」改成「政經」,看看他結果會不會不一樣,我們希望政經改革時間表提出時,能和國民黨高層抗爭像核四,五輕這樣的重大經濟建設,我們希望在訴求上的這樣的牽連,能增加我們跟KMT高層對話的籌碼。然而這樣的期望也許跟當時支持三月學運的學生和群眾的想法並不一致。所以這樣的訴求就不會被重視或者不會被進一步地推展。然後我們再反過頭來看其他的部份,在民主化的議題,像終止動員戡亂時期之後,有關懲治叛亂條例,刑法一百條的問題在隔一年就會被處理並且解決。雖然在當時三月學運的訴求內這兩條例的廢除並未被提出,但是因為它們的存在跟當時的民主化進程衝突,所以運動的空間被出來了,而我們希望的在經濟重大建設的發言權就無法浮出檯面來。所以要談的是,當時除了學生以外的社會群眾基礎、跟主觀地想要去推動的方向的衝突是什麼?然後在今天國會已全面改選後所撐出來的政治空間是誰在掌握的?這樣理解就更清楚了,所以與其去爭論一些名詞和定義,不如拉回來看三月學運完後,三年來的台灣,和現在的台灣有什麼不同?而我們當時所提出的訴求,在後來是被那些集團使用,以及怎麼樣使用的?也許這樣會更清楚一點。


尚志: 所謂台灣在90年代左右轉型的動力是什麼?剛剛談到的小資產階級的興起這種經濟因素,我覺得可能不夠。

勇言: 當然也有舊的權力系統瓦解的原因。所以這次的轉型才會在1990開始,而不會在80,或70開始。當然在這個時候差不多也是本土的小企業主累積到一定的財富,而逐漸形成它們必須和政治力相結合的經濟條件。

紀舟: 這個講法蠻有趣的,三月學運變成一個替小資產階級開拓政治空間的運動。

勇言: 我是說三月學運促進了國會必須要全面改選,同時新的小資產階級也替自己在未來新的國會中找到出路。

毓斌: 如果說三月學運替資產階級找到了新的政治空間,這我同意,而若是小資產階級,我保留。

毓斌: 剛剛斐琪私下跟我說,為什麼大家在談三月學運的意義時,不談對學生運動本身的意義或影響?當我拿到這份題綱時,我有點納悶,為什麼只談三月學運對憲政改革的意義,彷彿三月學運僅留下推動後來憲政改革的作用?那在來看看所謂「憲政改革」是什麼?當時所達到的實質效果,事實上只有召開國是會議而已,國是會議開完所在進行的也不是憲政改革的工作,事實上只是KMT將原先束縛自己的包縳拿掉而已。我想來想去,在憲政改革上的意義似乎就只有這些嘛!頂多我們只是把老表廢掉,後來的省市民選、總統直選,其實對國民黨也不會形成什麼挑戰,甚至對KMT而言是有好處的。如果要拿名詞來包裝對憲政改革的意義,就像尚志說的那樣而已。

我比較會想要談的,或者這幾年來思考的結果,想要反省的是三月學運對學生運動產生的意義。我覺得若愚剛剛有個想法很有趣。要談三月學運的意義要結合著學生後來怎麼發展。就是它的意義跟後來的發展有很大的關聯,這些關聯包括細到後來野百合像不見了時學生的態度大到全學聯的政治、外交關係等。我覺得這些都足以影響我們今天來談三月學運的意義。當然同時也要評估外界對三月學運的看法。在那時學生群眾一下膨脹那麼快,也有人提出「學運元年」等,但是當時在那樣的情境下,我們怎麼去評估,思考我們的未來,從現在來看,我們到底要怎麼樣?我們當初認為三月學運的意義和現在的差別在那裡?大家給點建議吧!


勇言: 毓斌剛剛提出的問題,不是大家不重視,而且在剛才的脈絡下無法談。我還是先澄清剛才我所談的:從今天的效果上來看,為什麼三月學運替小資產階級開拓了政治空間。在國會全面改選之前,台灣的小資產階級頂多能接觸到的是那時的省議員或縣議員,然而他們一遇到關於國家的重大政策時,他們找不到代言人,國會全面改選後那麼多席次的立法委員,事實上是有小資產階級搶奪的實力。現在的國會會逐漸關心一些較小的議題:比如說:獎勵投資條例,某種人員的任用資格,或者開放某一些商品,甚至赴大陸投資有那些條件,開放那些商品進口,等等,這本土大資產階級所原本享有而較不關心的部份,就由他們的代言人提出來,這就是我所談的政治空間在這裡。而過去的舊國會來講,根本沒有這個條件。

斐琪: 小資產階級(中小企業主)的政治空間是三月學運創造出來的嗎?

威霆: 坦白說,我個人和我幾個朋友參加三月學運時和到今天對一些問題的想法都還不是十分清楚,事實上當時的環境對我們來講有一種無力感,當時的情況非常惡劣,連DPP都快搞不下去,如果沒有搞一個學運出來的話,如果沒有人先去那邊的話,我也不會自己先跑過去,然後我就無力到極點,反正DPP也不行了。但是當我去的時候,我並不那麼清楚我自己要什麼,事後我發覺自己膨脹非常劇烈,充滿一些幻想,好像學生能做什麼,想得太多了。

事實上當時,很簡單的訴求,比如說:廢除臨時條款,廢除國民會,我自己覺得,如果能夠達到的話,我也很爽,但是爽完後問我滿不滿意,我一定會說我還不滿意,可是為什麼不滿意,我當時還沒想那麼清楚。也是因為這樣我認為當時去參加學運的人都懷有一些理想,但是這些理想未必只是政治上的,雖然政治是個切入點,所以我覺得三月學運可以擺在特殊的環境,就是那一個月的情況下來看,說它是政治議題引起的,或者擺在長遠的情況下可以說是結構引起的,但是都還蠻空泛的。我剛剛一直區分想談的是說,從學生運動主體就目的來看或效果來看。若就效果來看,三月學運使國民黨的體質得以調整或更健全。原先國民黨的基礎和上層政治權力的分配的管道,事實上並不相符合,三月學運後使他們起了動盪,而能夠調整。

致平: 所以三月學運是場罪惡嗎?




如果把三月學運擺在學運本身的脈絡下
就有很多主動性去填充

斐琪: 為什麼不談談三月學運本身?比如說三月學運本身的空間,有一種說法是這樣的:其實那不是台灣本身主觀創造出來的,是相應于六月學運在大陸發生所創造的空間。而這樣的空間創造出這麼多的群眾來,這對台灣的學運而言是什麼意義?那大家在談三月學運在政治上的意義這對一般的學生來講根本沒有什麼意義。四大訴求的提出,根本不是在場的學生要提出來的,而只是一群學生。所以我覺得學生在這裡已經區隔開來了,有一群學生比如說決策小組,和大部分的學生是不一樣的,那三月學運對他們而言意義到底是什麼?如果台灣的學運可以繼續搞的話,重要的是那群只參加過三月學運而後來就不再參與學運的人為什麼會這個樣子?這是我比較想知道的東西,而不是剛剛大家所談的那些。那些對你們而言才有意義,對大部分的學生根本沒有意義。

若愚: 我試著把我的意思講清楚。我們現在在談三月學運時,有一點不能忘記,我們都還是當事人。對我們而言我們不是要去討論三月學運客觀上到底造成了什麼改變而已。同時它包括三年來我們作的種種的一切,而變成了現在這個樣子。我們要談談我們希望三月學運後的學生運動變成什麼樣子?期望三月學運對往後的學生運動有什麼意義?

添圍: 題綱設計得不好,害得大家的討論變成這樣。不過我覺得大家的討論還是很有意思的。希望大家能簡短地說一下自己的想法。

東洪: 我個人在三月學運時情緒很高張,好像學生可以藉此展現一下什麼東西。這個東西可能很模糊,但是卻有很多想法,這些想法可能有很多人可以做,比如說有些女孩子就試圖去組織那些女學生,有些搞劇場的或搞藝術的就會設法讓廣場更加藝術化、豐富化。當時我也的確抱有很大的期望,覺得三月學運有很大的可能性,可能會改變台灣的一些事情(非只有政治上的)。當然我們在檢討三月學運時,會覺得應該有人提出運動發展上的策略,或者分析當時的政經局勢,同時也要有人留在基層,進行組織規劃或訓練。但是就我目前所關心的,我會覺得一個運動沒有文化是非常可惜的,在六、七天中學生的確十分苦悶,沒有任何新的形式被創造出來,總是在舊的框框內做事,那如果在未來十年內有同樣的事情發生,那我們是不是會犯同樣的毛病。如果我們從文化這樣的觀點來看過去,我不覺得三月學運是個好的運動,我覺得一個運動應該是多元化,非常活潑的。如果再過兩年,三月學運五年後我們還是這樣在談問題,那怎麼樣讓現在在搞運動的人有個前瞻性。如搞完運動,他們發現所有的人都集中在政治部門,那我們怎麼樣去說服他們,三月學運是場政經改革的運動?那你怎麼樣去說服他們說,三月學運的野百合不僅作為一個象徵而已,而是花費了藝術學院許多人的心血?怎麼樣去說服那些搞藝術的人來參與運動?喜歡玩音樂的人,你怎麼告訴他在運動裡有許多好玩的東西?搞婦女運動的怎麼去參與高度政治化的議題?


那時的敵人是誰?今天變成什麼樣子?
我們今天到底要做什麼努力?

致平: 像東洪所談的,原先也在我們的考慮之內。但是之所不在這個討論會談,因為擔心這樣做,要邀請的人太多了。如果就過去作為決策小組的一員,現在聽到三月學運的意義是替小資產階級打開政治空間,其實是蠻幹的!我覺得應該把當時種種可能性談出來,看看究竟是什麼可能性。我覺得從這方面來講,三月學運的確也有成功的地方,而且並不是事後之見,事實上小資產階級的政治空間會不會這麼快打開,三月學運的確是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我剛剛談過,當時在KMT手上有各式各樣的方法:譬如說從廢臨時條款到申請大法官解釋臨時條款,或者由局部的改選來達成全新的國會,這都有可能,可是每一個作法所引起的結果是不一樣的。從政治議題看,那時候我們提出解散國大和廢除臨時條款是非常具有前瞻性意義的。這個意義除了廣泛地稱之為自由化和民主化以外,我們也可以從許多制度化的層面看到說,其實有那麼多空間如果真的能夠打開的話,那我們也能夠進一步去談在那裡面各式各樣的東西。當然,很遺憾的是說,在當時運動的情勢之下,不管是群眾組成或是社會局勢來講,三月學運當然不可能發揮那麼大的威力,除非真的革命成功了,不然很多時候,即使是在制度上的成果,也都是統治者在和敵人鬥爭時所製造出來的而已,如果從這個觀點來看,我們對于任何運動的成果當然都會非常悲觀。可是不可諱言,三月學運在政治上它提出很多可能性,同時也包括在經濟上我們一直想要去對台灣重大的經濟決策進行的鬥爭,都一直沒有被實行。所以,從今天再來看這麼問題的時候,我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一段歷史:當時的學生運動到底要不要參加新國會運動,到底要不要作尾巴主義的爭論。但是當三月學運呈現出這樣的結果,以及今天新國會已經完成時,那到底新國會運動是個結束,還是一個新的開始?我覺得這是個很重要的問題。在過去的新國會運動已經結束,現在的國會只剩下一些枝枝節節的問題需要去填補或者修改,已經不再具有廣大的意義了呢?還是現在的國會是站在後者,我覺得當初所提到的主流派和非主流派的分法,如果我直接把它看成是人脈的、省籍的、老舊的區分的話,那麼台灣的轉型,就有很多問題需要去談,是從什麼型轉型到什麼型?事實上,我們今天就是在台灣正在轉型的過程當中,正好也就是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們才有可能進行著許多努力,如果忽略掉這一點的話,在人家結構已經很緊密的時候,你要去談什麼運動?那只不過是以卵擊石的空想罷了。今天我們在談這個問題時,我們就必需談清楚,我們今天到底要作什麼努力?那時我們的敵人是甚麼,今天變成什麼樣子?我想我們必需去解釋,當我們去從事一場運動時,我們所設想的運動是什麼?這個層面跟自由化和民主化這個層面的談法是不一樣的。我們可以看到,在非主流派這個集團當中,包括新國民黨連線的一些人,他們提出來的一些想法,有關于一些黨內民主的,有關于一激進民主的,這樣的事情是不是意味他們在未來在進行一場新國會運動4很令人懷疑。我們必需把這些事情談清楚。

東洪: 我有個想法:如果我們要在野百合通訊三月學運的意義,用一個座談會想要統合大家的意見,我覺得十分不恰當。如果要把它做得好的話,不要只從學運團體的觀點去談三月學摁。比如說,我有一次碰到一個舞蹈者,他跟我說三月學運讓他最感動的不是去了那麼多學生,而是有一天下雨,學生把睡袋晾在國家劇院的欄杆,他很驚嚇地說原本二個象徵神聖的藝術表演的空間,只是由于學生想要幹什麼就改變了這個空間的暫時意義?如果我們要談三月學運,應該從這裡來談,比如說有些人對政治問題看得比較透徹,那就由他來談這三年來在政治部門是怎麼樣運作的,社會運動在這三年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這樣談三月學運,我們就是把討論做了一個起頭。這樣的意義的重塑我認為也比較具體,具體是說,有許多人都參與了運動,這些人從不同的觀點、角度去詮釋他的意義,總比我們用題綱來談所做出來的整體來得還好。另外一個原因是:如果野百合通訊每一期都用這樣的方來辦座談,我不曉得能夠辦幾期?我不相信所有看野百合通訊的人都對政治議題能夠保持那麼高度的興趣。


紀舟: 我比較想談的是,三月學運完之後政治經濟局勢有了什麼的變動?我們的因應對策是什麼?尤其是政治局勢和議題?這我比較在意,因為現在在校園內的學生,他們都不曉得要幹嘛?我們在思考我們的政治路線,以及在我們大部分的人都即將投入政治部門的時候,這些想法如何帶入校園?以及如何被實踐?同時我想在座各位也常在想,運動的成果如何避免政治鬥爭或政治體制吸納進去。但是我覺得在這個問題的前提下我們實踐的路線尚未形成。如果這樣,校園內的學弟妹在看我們的同時,會不曉得自己的前景在那裡?如果連我們自己都不曉得如何摸索,或者連我們自己都不能告訴自己,那怎麼樣告訴學弟妹該怎麼做。我覺得我們有必要重新去告訴他們三月學運是甚麼?剛剛的討論還是讓我覺得很模糊。

斐琪: 我之所以不願意將三月學運擺在憲政改革的脈絡來談,我覺得學生對于政治改革的撞擊並不是那麼主動的,如果大家把三月學運擺在學生運動本身的脈絡下來看的話,它就有很多主動性可以去談,去擴充。可是我覺得三月學運最大的問題是,許多學生的社團慢慢在萎縮,三月學運時爬到最高峰,接下來就沒有了。現在很多學運社團變成只是少數幾個人,那到底三年來是怎麼搞的?是每個組訓者不會組訓的原因嗎?如果三月學運當時可以那樣搞的話,為什麼現在不能?這之間的改變到底是為什麼?所以我才不想從憲政改革的脈絡去談它。


尚志: 我覺得很抱歉,剛剛在談三月學運時,好像是在天上看著地上的事情去談它。不過,我最近很深刻地感覺到,如果人們不能很明確地去認清擺在他們面前的事實的話,你絕對沒有法去堅持你的理想。


若愚: 剛剛我們在談的是三月學運該怎麼談,我想請問主辦單位這場座談會的紀錄,要用什麼方式整理出來?當然這不僅是主辦單位的問題,也是大家的問題。剛剛的討論對我有些觸發。我從兩個方面來談。對我而言重要的不是三年前發生什麼樣的事情,而是這三年發生什麼樣的事情。也就是三月學運本來可以變成更有意義的,那為什麼現在變成這個樣子?另一方面,東洪的話對我而言還是深具啓發。可能也是這三年來我花的力氣也是在文化方面的問題。對我來談,三月學運那時,甚至到現在,在討論野百合的那七個小時,是最激烈,也最深具意義。可以是野百合製作後被當成現成物來理解,當時討論過程甚至在野百合塑像的搬運過程這中間所引發的種種意義都被後來用不塑鋼所塑成的野百合給人的意義所取代了。野百合被用新的,不同的意義去理解,它重塑或引導了新的意涵。我們編野百合通訊時當然是希望現在在搞學運的學弟妹都能看,如果我們只談三月學運是怎麼發生的,怎麼能吸引他們去注意這個問題呢?


勇言: 澄清兩點,第一點,我還是比較遵守題綱來談的。第二點,我比較不感性,當談到這些問題時,無可避免地著重在政治經濟方面。我做一個簡單的小結。三年來,小資產階級上了談判桌了,是不是有弱勢階級的空間,這是要注意的。

威霆: 我覺得談三月學運的意義也許可以沒有結論。東洪所提的文化方面的問題,讓我十分震撼,就我在三月學運時個人的狀況,會認為自己是一個精神分裂的人,分裂成兩個部份。一部分是擺在一個動盪的大的局勢裡面,每一部所作都有可能影響到全盤,那些影響我認為是十分重大的,所以必須小心翼翼。可是另一方面,第三天的時候,我們一些人在談60年代的一些文化創作的問題,覺得廣場上為什麼這麼死板,應該創造出什麼東西。之後我和一位朋友的想法有非常大的差距,他在想的幾乎都是運動必然有一些影響,如果因運動而造成一些改變的話,那到底是要讓誰來收割,獲利?而我在想的幾乎是,我覺得學生幾乎沒有創造出一些比較會有創造性的文化出來。這兩年來又有一些新的看法,我覺得要有學運的話,應該在文化上有一些新的創造。之後,我又不這麼覺得,像60年代的學生運動,基本上是反傳統,可能是創造,可能是破壞,但是不管是如何,純粹地反傳統是不可能的,因為反傳統之後,人還會考慮到一些東西,比如說責任等等,這個時候,人是牽涉在一個很大的經濟和政治的脈絡內,比如說,一個反叛的音樂,他要反叛什麼東西,背後代表什麼意義;一個不鏽鋼的野百合,它要花多少錢,這些問題一想下什麼,也許最高的理想是關于人性的,文化的。但是運動過程不免都有政治的影響,或是社會的效果等等。


斐琪: 三月學運的刻板的形式五月有了一些改變,開始有小蜜蜂和宣傳車的出現。今天來看三月學運,我認為它是個起點,這是就一個大規模的學運而言的,之間大家在分析三月學運在台灣經濟的意義,我覺得那很重要。但是如果今天談三月學運只能談到它在政治上的意義的話,那正好證明了當時的決策小組只是少數。三月學運完後,一直到1991年三、四月,我一直在輔大的土地劇團,我在想是不是有一批人在做這個東西?我想有的,而且在三月學運前台灣就有一批小劇團不斷地發展,他們也關心台灣的社會問題,可是他們一直用不同的形式在展現。不一定要有一個具體的結論,也許這場座談會就讓大家了解,這三年的學生到底在幹嘛,在校園內發展出了那些形式?他們為什麼這樣做?至于關于政治經濟的分析,就由幾個人討論,把它寫成一篇文章就好了。讓校園內的其他學生看到。因為並不是每個學生未來都會和各位依樣。而且這也牽涉到學生的反省能力到那裡。


添圍: 先澄清幾個狀況,等一下第二、三個題綱大家可以和在一起討論。其次,我不覺得這些人有進入政治部門。因為在座的人離政治部門還差的遠,我不是說他們跟政治一點關係也沒有,我的意思是說,進入政治部門對學生運動而言是一種惋惜?感慨?還是一個不好的評價?

今天的討論雖然不見得有什麼具體的結論,但是我想總是遺留下許多問題促使大家去想想。比較有趣的是:有些人去當國會助理,有些人還留在學生社團,今天的討論正好反映大家在這三年的一些轉變。同時我們不可能把三月學運的意義全部找回來。我們現在繼續討論第二、三個題綱。

一個全島跨校組織
沒有各校基層實力必然遭受挫敗

致平: 三月學運當時和之後,關于全學聯的組成和之後的運作,我有一些想法:是如何把學運的力量集中起來,而不是把學運的組織集中起來。三月學運本來就是一個異質性很高,而突然有一個機會讓大家聚集起來的機會。其實在當時一個比較好的發展,是應當去容納不同流派,不同的意見。只是問題在于如何把它集中對外展現。本來在思考全學聯的如何運作,組織過程,以及和各校園的關係時,都暫時不去構想一個十分成型的組織。所以後來看到因為某些因素全學聯不得不和台大的某些學生或社團分裂時,我覺得不是很恰當,本來把全學聯當作一個組織嚴密的團體就不是很恰當。當然後來的情況是有一些轉變。我想那後面再談。

斐琪: 為什麼校際串聯串到後來,看不到什麼成果?

致平: 談到如何去創造全學聯時,大家有一個一致性的意見,要用運動來創造,而不是用串聯來創造,當然它也造成了一個後果,就是動員過度頻繁,造成大家無力去經營校園組織。過去學生有許多嘗試,但是從來沒有像全學聯那麼具有公信力。第二個是說組織也許可以存活很久,但是公信力卻必需不斷地努力去創造,否則就很容易流于媒體上的校。本來可以集中在組織或學生的資源,就統統集中在個人身上。


威霆: 第一,為甚麼三月學運完後學運會萎縮?因為在那時許多社團的主要領導人都已經大四了,這是很致命的,因為年輕的幹部可能沒有情感上的基礎,做事的方式也不一樣,他們是比較分散的,不像我們有基礎比較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三月學運完,沒有有效地將年輕的幹部集結起來,雖然有辦過一些營隊,但整體的效果也不太好。另外,我個人的感覺是全學聯從一開始就不是一個很緊密的組織,全學聯在這裡暴露一個問題,因為有太多學校的組合,不像台大只有單一一個學校,平常的聯絡就很不方便。聚在一起時不是辦座談會,就是辦營隊,回去就又各搞各的,沒有聯絡本來就會造成組訓的困難。這當然牽涉大家對全學聯的看法。再加上全學聯一開始就被貼上不好的標籤,比如說當全學聯宣布成立時,有教授就希望全學聯能持續監督國是會議等等任務,這些外界的期望,顯然已經把全學聯規定某個路線了。所以全學聯一開始就因此而沒有一個好的發展空間。接下來談一下東吳的狀態,三月學運對我們而言是比較不利的,由于學生群眾膨脹太多,造成錯覺,而去攻佔學生會,學生會攻佔下來,人就死了一半。同時三月學運好像一個斷點,分裂成第一代和第二代,就歷史的參與感而言,現在又碰到另一個困境:一、二年級的新生,他們根本沒有參與過三月學運,而且環境也不同了。他們找不到施力點,也不知道該怎麼辦。當我們跟他談三月學運的歷史時,他們只覺得是一段故事而已。

回過頭來談全學聯,一開始的錯誤在于沒有釐清全學聯要怎麼運作,缺乏一個有效的聯絡人和聯絡管道,那麼多學校要聚在一起根本是不可能的。


致平: 嚴格來說學運衰退不是一個很準確的用詞。我覺得學運串聯是第二位的。我們應該把校園的組織和校際串聯結合起談。每一階段校際串聯的用意是不同的。比如說在大革會時代的校際串聯是為了要協助各校校園組織的發展。所以那時大革會的重心不是擺在大學法要怎麼修,而是擺在要用什麼樣的議題,讓各校能夠動,把各個學校的團體都能夠帶起來,動的方式包括協助各校搞運動,提供一些物資和人力的資源,甚至是讀書會和組訓的資源。這個為例是要說明在談校際串聯時要結合各校的狀況來談,要看到現在各校發展的困境是什麼?要如何發展?各校的差異如何?這是一個層面的問題。按照以後的經驗不管以學生會的方式,以社團的方式或者以地下團體的方式都有不同的生存樣貌,不同的生存條件。比如說校園的經營已經擴散到幾個面向,同時已取得一定的成果,那這時拿下學生會才有可能去擴大反對陣營。如果從這樣的觀點來看的話,那校際的組織就有一個任務,它怎麼樣根據各社團的發展去調整自己的體質,和資源的運用方式。

另外一方面,校際組織無可諱言地,一定有它的對外關係的樣貌。社會各界存在著各式各樣的存在,這裡牽涉到的是,如果全學聯有一群核心在運作,是不是能夠把組織發展階段的需要,訂出明確的發展目標。從這兩方面來看,全學聯從誕生開始就一直處于不利的狀態之下,一個勉強的聚合,資源勉強的集中,社會高度期望而組織混覓的情況,全學聯的過去都值得好好檢討。

紀舟: 全學聯為什麼沒有辦法組織化?全學聯從90年5月組織化談了一整年。有很多部份是人的問題,不僅只是情感的基礎,還包括意識形態和路線的爭論,同時這些也無法落實到各校基層。另外,在90年三月到五月之間大家在提的區域發展,因為事實上要將全島的校園整合起來,還包括一些新興社團,是相當困難的,所以才建議以地緣上的區分,先將區域的學校整合起來。同時這也包括了運動上路線的思考,在中區,像靜宜、中國、逢甲在運動上是可結合,雖然他們台獨的傾向很濃。像逢甲後來跑到民進黨,靜宜跟台教會很熟,只是在結合的過程中一碰觸到核心的意識問題,就會使議題的結合不是那麼順利。在區域發展中,我們所要求的僅僅只是在運動上的合作,還是藉由這過程中能進一步去使路線發生影響?

勇言: 如果先從組織去談的話,其實全學聯一直不是個組織,沒有扮演人和組織應有的功能。從90年的全學聯臨時會成立開始,就只有開過校際會議而已。其實全學聯的組織問題在于各社團。各社團的組織作得好不好,每個社團都有不同的原因。嚴格來說是在獨台會案以後,除了重大的政治議題之外,並沒有其他的議題、空間供全島的學生進行串聯。所以校際串聯,我們可以兩個方面來檢討:第一個就是意識型態上的對話,並沒有足夠的管道。因為我們主觀上期待用運動來串連,而忽略了對話的空間,或者在全學聯的即有的框架下(校際會議)缺乏正式的管道來談彼此的路線問題,在這種狀況下更加深了全學聯只有在議題的結合下,才能有運作的條件。目前學運的衰退和缺乏運動空間。當然有外在和內在的條件因素,外在的條件居多,我個人的看法,三月學運以,前各校園經營的狀況普遍不好。三月學運之後到台獨會案之前,每逢重大的爭議事件,各校每每都會動員出令人嚇一跳的群眾來。可是學運的組織卻一直都沒有擴大。也就是因為如此,學運無法去經營一個長期而具有效率的串聯組織。所以它很容易變成缺乏議題,就連校際會議都開不起來,同時校際會議規模的大小和成功與否,也端視議題和外界壓力的大小。

再者,由于各校基層社團的發展,在這幾年來情況不一,有必要擴大各校之間的交流,看看各校是如何經營基層組團體的。否則常會出現有些學校在遇到事情時常找不到人,不然就是臨時動員到的。在三月學運前存在的社團,有些現在持續成長,有沒有變化,有些突然消失了。這個狀況有必要作進一步的了解。一個全島的跨校組織如果沒有各校的基層實力的話,那必然會遭到挫敗的。

致平: 我想修正一下,在九二八大學法遊行前後,學運社團可以說是靠理念,而三月學運之後似乎就只能靠運動來整合。

勇言: 我看到的社團都差不多,有些社團拉進了新的人,有些社團跑掉了一些。或者是因為分裂的緣故而…。

致平: 那個時候為什麼會去選學生會,是因為有幾個想法:那時候在各校可能會冒出來的力量可能多而且雜。我們可以藉著進入學生會這個行政部門來統合這些力量,當然這個想法在現在值得再檢討。另外如果有一個學生會的話,其實全學聯就可以做為一個運動的招牌,作為學生運動的旗幟。而學生會可以作為在意見上或者其他方面可以發言的機構。

勇言: 三月學運之前,法商很熱衷學生會運動,三月學運完後搞完後,我們就放棄了。

致平: 我的理解是法商一直在搞的是無政府的學生運動。

勇言: 校際串聯組織的缺點,一直是沒有專職的校際幹部。

致平: 無論怎麼談,學校的社團還是最根本的。

威霆: 我也不同意三月學運完後學運一直在萎縮。但是有一種現象是,人都很散,平常的組訓活動要來不來,只有遇到議題時他們才出現。組織和運動是不一樣,運動比較動態。比如說獨台會案時,靠組織工作動員來的有近百人,當然實際來的比這個更多。有一群人他們不想留在火車站過夜,只想每天來火車站衝撞。運動好像是宗教祭典,全學聯就像是一個圖騰,圖騰一出現,就使得群眾的心理亢奮起來。但是問題在平常的組織工作還是要持續地做。

另外一個問題是議題方面:全學聯一開始似乎都圍繞在政治議題打轉。但是奇怪的是政治的議題,似乎無法使組織龐大,總是只有少數的積極幹部在關心。同時在校園也發覺議題愈來愈難找,因為現在變得十分開放,校方做得似乎很公平,我們在雞蛋裡挑骨頭,還不一定會找到骨頭。於是我們開始想說,是不是搞一些社會議題。但是社會議題也很難搞,如果我們在校園裡樹起打倒資本家,那絕不會有什麼回響。問題在于社會議題經營的成果很難校園內擴展。我不知道非政治性的議題在各校的空間如何?難道只有政治性的議題才能夠動員到學生嗎?

勇言: 提到社會性議題,我並非那麼悲觀,去年的1112三法一案大遊行,動員的人數和獨台會案差不多。

致平: 三月學運前後,發惠有提出一個看法:學運應該作為社會運動的黏合劑。但是在實際狀況呢,比如說在反軍人干政聯盟時,外界都把它看成學界和社運團體的聯盟,也就是他們把學生當作和教授一樣是學界的團體。但是後來我們並沒有和自由派的教授結合。另一個問題是為什麼自由派教授在反軍人干政聯盟後就分裂了?事實上,如果當時和自由派的教授作適當的連結,那後來的狀況也許就不會那麼慘了!

在接觸年輕幹部時
多聽聽他們在想甚麼?做些什麼?
添圍: 那我們花多一點時間來談談第四個題綱:三月學運後學運未來的展望,並做一下今天座談會的總結。

東洪: 展望哦!就是希望下次再開學運座談會時,不要只有我們這些人在座談。能夠多找到一些人來談,這表示有很多繼續在幹學運,不是只有我們在回顧而已。
若愚: 有件事情對我衝擊蠻大的,在三月學運的過程中,藝術學院學生表現得十分積極,但是三月完後,在任何全學聯的運動中,幾乎就不曾看到他們出現。這我也可以預想得到,全學聯會議一開完,他們帶著全學聯討論的事件,尤其是政治議題時,他們回去仍然得面對他們校內的實際狀況,當這些差距過大時,他們自然會沒有動力。所以,我的展望是怎麼樣發展出多元化的組織方法,因為不僅每個學校社團的發展的狀況不一,同時每個學校所關心的也不盡相同。如果要廣泛地團結這些學校,那麼多元化的組織方式也是蠻重要的。


政亮: 剛剛所談的有點抽象,談很多在路線上,在意義上的東西,但是現實的狀況是怎麼樣呢?如果我們覺得歷史是發展出來的,每個階段不斷地改變的話,就不應該切斷來看。三月學運完,一些學運社團在校園具了某些正當性,於是會開始去衝撞一些東西。那時候我們談了許多路線,但我覺得在台灣並沒有路線,路線是做出來的,講那麼多路線,沒有做有什麼用?現實上要怎麼做,不是你說要怎麼做就怎麼做。比如說,地方上的大選舉,如果你著眼在人脈和資源的擴大,當然要去參加。去的話,所牽涉到人脈和資源和思考方式都會因之改變,開始會摸清楚台灣的現實會怎麼變,一些政治人物的思考邏輯是什麼?你就會思考到無產階級鬥爭、人民民主這到底是在說些什麼?唯有知道現實是什麼,才能真正在現實上,在經驗上真正推想出一套路線。現在我們要做的不是理論先走,而是在現實中先衝撞。在台中每一次地方選舉,在校園中每一個議題,我們都要介入,這樣我們才真正知道什麼叫做路線。我們談要和社運團體結盟,社會運動到底在那哩,有沒有人真正在工會裡面待?有沒有真正在環保團體做?如果你真的要搞,那就先去工會裡面蹲,再提出路線嘛。台灣的現實我們認識得太少,我們只能在理論上在邏輯的必然性上去推想我們要怎麼樣,那些離我們還很遠。價值需要,意識型態需要,但是就運動而言,台灣的現實還沒有走到那個地步。如果要抽象出一套東西出來,也不是從理論來的。

紀舟:我記得野百合第二期,尚志的文章上有 一句話:現在什麽都不重要,就是理想性格最重要。我的意思是:對目前的學運團體, 我覺得展望很簡軍,如果理想性格能堅持就堅持,生活上紀律能堅持也堅持,如果能多唸點書就多唸點書,如果這些都能做到,那未來還會有希望出現。

威霆: 我不覺得一定要界入地方上的政治事件。作為學運和作為個人所參與的運動,那是有差異的。社會運動的場合我們參與過很多,中油工會、原住民的部落我們也去過幾次。但是回來的討論,卻始終無法進一步去推展,因為我們始終無法讓每個人都去中油工會看。我們發覺在政治事件上,最好動員人了,每個人都很有興趣,因為每個人都可以投票。我自己是懷疑學運是否一定要走上政治議題的路線?但是在非政治性議題上卻始終只是少部分人所能動員的。即便動員去了,我們都很難找到和社運團體或當地居民團體有繼續合作的可能。雖然我們關心的議題是多元化的,但是做起來卻有困難度的差別。

另外,我們可以來談談九二八大學法遊行。九二八不像三月學運是由大環境塑造出來的。是由于各校都很積極地參與創造出來的。過程中有許多學校串聯起來,但是也沒有一個常設的組織,只是藉由不斷地開會,工作任務所搞出來的。我們不一定要租一個房子,而把串連的事著落在幾個人身上。把省下來的房租前一個月去喝個爽,至少這樣還可以聯絡感情。

至於未來的展望:鑑於學運幹部第一代、第二代的差異,我覺得可以把我們過去的經驗,看法做得總結,或許出出刊物,把它們傳下去。若再遇到重大的議題,我們應該調整心態,就放手讓他們去做,也許可是塑造出新的環境。問題在于當我們分散到不同的地方,未來怎麼樣將資源集結為他們所用?

勇言: 重要的是社團不要不見了,社團不見了要搞什麼都很困難。現在的危機在這裡,當學生沒有被付與什麼或者沒有實踐空間時,就不容易有甚麼社團。至於要如何發展,就留給未來要搞的人去談吧!

若愚: 我覺得未來要怎麼發展,現在還是有一些可以著力的地方。比如說組訓,但現在的問題是怎麼做?以教材來說,現在還是非常一元、根本欠缺多元化組織所需要的教材。我覺得這工作就不能只留給以後的人,既然現在大家在不同的位置,是不是大家可以共同來做點這樣的工作?

尚志: 如果在場的各位,在聯繫年輕的幹部時,多聽聽他們在想些什麼,說些什麼,不要只告訴他們要怎麼做,我覺得學運一定會非常有希望。

原載於《野百合通訊》第三期P.2~P.21,1993年3月22日出刊
(全文完,再次感謝李樹協助重新打字謄稿)






2017年5月8日 星期一

臺灣學運社團中的性別問題--(三)LGBT族群的參與

許多關於2008野草莓以後,臺灣出現了「新」學運的講法,往往都是某種歷史失憶的表現。不過,相較於之前的學運實踐,2008年以後的學運確實也出現了不少過去沒有的現象。社群網路的大量使用,是最常被談及但其實頗有疑義的現象,因為在90年代中期,BBS就開始成為學運的另外一個戰場,樂生保存運動中關於部落格、推特的使用,也證明了學運很早就在使用網路工具,只是在2008年後從部落格換成了臉書而已。除此之外,如同本版曾經提過的,關於高中生運動的出現、「學生勞動者」認識視角的出現,確實也是野百合以降的學運未曾出現過的事物。但另外有一個非常顯著,卻很少被談及的現象,就是大量具同志身份或說LGBT族群身份的學運幹部的現身參與。
雖然祁家威在1986年就成為臺灣第一位公開出櫃的同性戀者,但是以筆者個人印象,在1990年野百合學運前後,同志議題在學運實踐中仍不是主要的議題,也沒有聽說過具有同志身份的學運幹部。雖然某些女研社的幹部據傳具有女同志身份,但是沒有獲得公開證實。到了90年中期,性別以及同志相關議題,開始在台灣社會發酵,東海大學也出現了東海校園內第一個男同志社團刊物--「同言無忌」。而具備男同志身份的幹部,也開始出現在北部某些學運社團內,但以數量來說,仍然是極少數,而且在行動上也比較是隱晦、低調的存在。
至於女同志身份,則在女研社等女性主義社團內,得到較多以及較正面的呈現。不過這往往也會為這些女性主義社團帶來社團定位路線上的分歧:究竟這是一個女性社團還是一個女同志社團?而就筆者個人的有限觀察,90年代的校園性別團體和同志團體,往往都過度偏向往內連結、相互支持的聯誼性團體,而比較缺乏向外拓展、改變制度設施的企圖,這使得當時的許多團體,往往無法捱過千禧年之交的倒社潮。以至於到了現在,除了台大以外,我們很少聽到臺灣各大專院校內,有從90年代存活至今的性別社團或同志社團。
即使在2000~2008年間,具有公開的同志身份的學運幹部,仍是很少見,當然這段時間中的學運社團本來就比較稀少,幹部人數也較少,這也是事實。不過相較於90年代,這段時間LGBT族群對於學運、公共議題的參與顯得更為積極,只是仍然保持非常的低調。例如:台北大學「青年社」的幹部,曾經想要在同志大遊行找校內同志社團--「北G星社」合作辦社課,但同志社團因為怕出櫃所以不願意一起舉辦公開活動。
不過,當時一些學運社團能夠復社甚至維持運作,LGBT幹部也在背後幫了很多忙。例如:在2005年讓「北大青年社」復社的幹部也是女研社的幹部,兩個社團一起合辦活動,一起復社;不過後來女研社幹部因為覺得太累就兩個都放手,女研社也沒人接。除了北大以外,北部他學校也有很多學運社團的幹部是身兼女研社或LGBT社團幹部。
但是時序到了2008年野草莓學運之後,隨著2010年開始,各校的學運社團的大量出現,北、中、南等地的學運團體中出現許多學運幹部,特別是男同志,以公開的同志身份參與學運實踐,包含社團日常運作以及內部工作會議、外部的議題抗爭等。雖然人數多半只佔社團幹部人數的五分之一到十分之一,但差不多是每兩代到三代幹部就會出現一個,而且還是公開、正面的出現,相較於野百合到野草莓之間的學運歷史,這確實是全新的現象。至於中部中興大學的黑森林工作室,在社團停止運作多年後,由同同志社團「性別文化研究社」的一群幹部介入復社,更是一個極度戲劇化的案例!
如同90年代參與學運社團運作的女性幹部,野草莓後參與學運社團的同志身份幹部,同樣也積極參與在華隆罷工、反國光石化、反旺中...等等各項的社會議題中,而其他的參與者或幹部,看待這些人就宛如呼吸空氣一般的自然,對照於90年代時的隱晦稀少存在,同志身份在08野草莓之後如此自然、簡單的存在,這樣的變化確實是讓筆者個人感到驚訝的,或許可以說從中看到臺灣社會的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