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1990
野百合學運
野百合學運的組織發展過程
不論從哪一個角度來看，1990年的野百合學運，都是台灣學生運動發展史上非常重要的歷史事件，同時也開啟了往後一連串不斷重複的「中正廟」模式的台灣學生運動。但是輿論往往只論及野百合的重要性，或是用放大鏡觀察幾位參與過野百合學運的政治人物的表現，用以衡量「學運世代」的功過，然而對於學運內部的組織運作很少提及。
眾所周知，野百合學運的起因是來自於第七屆總統、副總統改選，資深國民大會代表挾總統副總統選舉權以自重，演出「山中傳奇」而招致全民的憤怒開始。但其實這場運動的開始可以從國民大會選舉前，李登輝和林洋港的「三月政爭」開始。鄧丕雲形容當時的社會氛圍：
社會一片人心惶惶，股市連日長黑，鉅大的信心危機籠罩在台灣身上。…三月學運前的台灣社會正處於這種臨界於高度動員的情境中，沒有人知道未來會發生什麼事情，所有人都在吸吮著對命運不確定感的氣息。（鄧丕雲，1993：304）
和後來幾次的中正廟學運一樣，學運發生之前，台灣社會都面臨著鉅大的衝擊，整個社會累積著強烈的壓抑的情緒，最後由學生在中正廟廣場前靜坐而得到抒發。
從組織面來看，雖然野百合學運開啟了台灣學運的一個新的格局，但是如前所述，在野百合學運發生之前，台灣各個學校的學運就已風起雲湧，同時各種組織間的串連、互動、衝突也早已經展開。而面對著社會大環境的變動，各個學校學運團體也都相互試探、討論可能的行動。因應著「三月政爭」和國民大會召開，台大的學生就曾在 311舉行記者會，314時到國民黨中央黨部前抗議，並要求國民黨提出廢除臨時條款、終止動員戡亂體制、解散國民大會的民主改革時間表，並在上述目標完成後召開國是會議，最後舉行制憲會議，這幾乎和後來的野百合學運的訴求差不多。同時314的行動也受到社會輿論的支持，使得不同路線、組織的學運團體開始尋求整合、聯合行動的可能。
也就是在這樣長期、短期的背景下，三名自行前往中正紀念堂靜坐的學生的舉動，才會變成「擦槍走火」，揭開了野百合學運的序幕。「擦槍走火」雖然是當時參與「野百合學運」的團體對於這次運動發生的歸因。但是如果不是在之前三、四年間學運團體就有行動經驗的累積，以及密集的互動，還有314成功經驗的影響，那麼即使是「擦槍走火」也未必能引起這麼大的運動。這也是關於「野百合學運」的偶然性和必然性間的辯證。
另一方面在316靜坐發生後，由於輿論的報導，以及後續效應的擴大，廣場上學生人數開始不斷增加。這時候各個學運團體的運動經驗和相互連結也發生了一定的作用。表面上看起來三月學運集結了數千名學生在廣場上，但和後來的中正廟學運一樣，大部分的學生其實是流動的。而學生和學生間的連結以及校際間的連結，則主要是由在野百合學運前就已經有互動的學運團體在進行。這些學運社團一方面透過留通訊錄、在校內開說明會…等方式和來到廣場以及校內的同學進行連結，另一方面雖然不免會有許多勾心鬥角，但過去的互動經驗不論是好是壞，至少使得他們在討論時免去了許多陌生感，使得決策更容易達成。加上學生人數的急速增加和瞬息萬變的情勢又加深了這些團體共同的危機感，使得和平撤退成為最後的共識，也使得運動能夠和平落幕。
因此從組織面來看「野百合學運」，表面上的大群的流動群眾，底下是各個學運團體間的合縱連橫（或者說勾心鬥角也行）。而四大訴求其實在「野百合學運」發生之前的台大314行動就已經提出雛形，只是在「野百合學運」中進行修改而已。野百合學運其實是在有一定程度的組織經驗和網絡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學生運動，而不只是一群天真純潔的學生的集結。歷史的運轉確實存在著某些偶然性，然而也只有準備的人才有可能承接擴大這個歷史的機會，即使是一個不充分的準備。
野百合學運的性質
從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到，一場大規模的學運並非依靠著廣大參與者的自發性行動就能完成的，它同時需要許多領導幹部的極積極自覺性。然而在往後的「中正廟模式」學運過程中，輿論卻往往把焦點集中在學生的純潔、天真、熱情等和自發性相關的特質上，這其實和「中正廟模式」學運的性質有極大的關連。
鄧丕雲對於「野百合學運」的運動性質做出了兩個定性：
（一）
三月學運是以學生為代表的請願運動
（二）
三月學運是台灣社會對台灣實體性的認同
這裡讓我們注意到的是關於第一點的定性：三月學運是以學生為代表全民請願運動。三月學運是建立在整個社會對於國代濫權的強烈批判，並要求資深中央民意代表退職的共識上而形成的運動。雖然三月學運是向國民黨體制抗議的運動，但是它是個要求體制領導者自我反省改良的運動，而不是激進的要求更換統治者、改變政治體制的運動。因此在和總統見面後，雖然學生並不滿意李登輝的回應，但又不得收場，這顯示了學生做為全民代表的性質與限制。
因此，三月學運是還沒展現學生自己特質的學生運動，學生也沒有表示屬於自己學生的意見，而是拾取社會既成的看法和感受。所以對廣場上的學生不能用「學生」這個概念來指稱，應該說是「具有學生身份的社會公民」（鄧丕雲，1993：294）
學生能夠成為全民的代表，在於它在現實社會中沒有特定利益糾葛的清新形象，而贏得社會的信賴，代表全民向統治者請願。由於當時社會的衝突和矛盾已經到了極為劇烈的程度，但同時現存的政治勢力卻沒有能力提出有效取得社會支持，改變現狀的訴求。因此完全不具特定利益形象的學生，在當時的社會氛圍下，取得代表全體社會發言的資格。在廣場上靜坐的學生，並非是以其人數或論述上的實力而取得社會的支持，而是以其形象獲得代表全體社會發言的資格。學生做為全民代表的性質，使得學生必須依照社會的氣氛，而不是自己的意志來結束靜坐活動。
可以看得出來，這樣的一種屬性，使得往後發生在中正廟廣場上的學生運動，都必須不斷的強調自己清新、不代表特定利益的純潔形象，以取得社會的支持，但同時也只能依照社會的氣氛和期待，來決定運動的運作方向。在野百合學運最高人數曾達7,000人的時期，廣場上的學運都還沒有辦法充分以自己的能力來決定運動的方向，那麼後來在中正廟廣場上發生的學運，其結果也就不難期待。
野百合學運帶來的學運課題
雖然記述時間只到1990年的「三月學運」和其後的「五月反軍人干政」為止，然而在書末，鄧丕雲以其有限的觀察提出了三月學運之後台灣學生運動發展的幾個新的面向：中區學生運動、女學生運動、台語文與台研的串聯、校園草根群眾的出現（鄧丕雲，1993：390）
這其中關於校園草根群眾的出現，對野百合學運後的學生運動參與者來說，是個格外重要的議題。在鄧丕雲看來，野百合學運之後校園草根群眾（grassroots）[1]的大量出現，為既有的學運團體帶來新的挑戰。由於這些草根群眾自主性高，會形成自己的行動方式，因此不是學運團體所能控制的。但是在另一方面校園群眾自主動員系統由於組織化不夠，因此在行動上呈現暴起暴落，而在校際合作的代表權上，往往又為學運團體所壟斷。因此在平時學運團體無法吸納這些群眾，而當運動或抗爭發生時，由於這些群眾是自主動員的，和學運團體間又有著微妙的關係。
1990年野百合學運後，學生運動雖然取得台灣社會的認可，但是學運本身的「主體性」的問題，並沒有因此獲得解決。1992年楊明敏在〈學運的精神分析〉（楊明敏，1992）一文中，利用繁難的拉康、德勒茲的精神分析理論，指出野百合學運及其後的五月「反軍人干政」、次年的「反白色恐怖」活動，都凸顯了學運本身主體性的貧弱，只能透過鏡像式的模仿天安門學運，或將自我神聖化，在激烈的排除異己過程中，肯定自身的存在。
在1993年2月出版的《野百合通訊》第2期上，黃新高為文指出當時學運的主題，主要可區分為1.校園議題的開發，2.透過學生對社會運動的參與，進而將社會議題拉回到校園裡頭兩種類型。但是不論哪種類型的議題，都共同面臨一個問題：如何長期經營？[3]
黃新高認為關於「長期經營」的問題的思考，不會只是策略、議題的選擇而已，這個問題涉及的是對於學運的本質、主要戰場、還有對校園群眾動員的方式以及學運社團與校園群眾的關係。
黃新高批評，由於未能充分注意到校園的本質，因此過去學生運動在把社會議題帶進校園時，常常變成校園跟著社會議題跑。另一方面由於主流的意識型態校園與社會的關係被神秘化，而學運幹部並未能有效地拆解這個神秘的面紗，結果：
我們成了一群「有理想、有抱負的青年」，穿著傳教士的道袍，信我者得永生。的確，在面對校內學生時，我們大多訴諸學生的道德性。被我們拉回校園的社會議題，是明顯的訴諸道德的。（當然我們在詮釋上一直試圖將社會與校園扣連上，這是一條迂迴的路），但就算是校園議題，被我們視為學生的基本權利，如果校園學生不以為切身相關，那不也算是訴諸道德的嗎？
…我的確認為我們需要一個「長期經營」的著力點。因為它是長期的，所以它必須扣連在校園做為一個社會的特殊機構的本質；進一步地，它將學生與社會的關係具體化、物質化，它將不再訴諸學生的道德性；也因此先鋒隊與學生群眾之間的關係回到了日常生活。
…校園運動從一開始具有神秘性的地下刊物到今天教育部輔導各校成立學生會，也趨向一個「世俗化」的過程。能舉旗吶喊的情境越來越少，但不也標誌了「深化」與「紮根」的新時期。
（黃新高，1993：19—21）
在這樣視一切為理所當然的世界中，「戒嚴」及「白色恐怖」已不再是可以大規模動員的依據，如果學運份子只能一味地反覆操作這些「道德性的訴求」，校園群眾的不動員性是不難想像的
（陳柏偉等，1993：：41）
並從學運幹部和一般學生的關係、議題如何選擇與深化、如何和大社會的主要矛盾扣連等面向，提出往這個方向進行的學運可能必須思考的問題。
連結上鄧丕雲對野百合學運後的校園現象的分析，在黃新高的「尋找長期經營的可能」與陳柏偉的「潛心於發展新的運動形式」等用字裡面，可以看得出來這裡面反映了一種焦慮，即80年代發起學生運動的團體或個人，對於組織校園群眾的焦慮。因為這樣的焦慮，使得他們認真討論起「大學社區」路線的可能性與侷限性。
讓我們重新再回顧一下黃新高的文章中，這段現在看起來饒富深意的話：
…我的確認為我們需要一個「長期經營」的著力點。因為它是長期的，所以它必須扣連在校園做為一個社會的特殊機構的本質；進一步地，它將學生與社會的關係具體化、物質化，它將不再訴諸學生的道德性；也因此先鋒隊與學生群眾之間的關係回到了日常生活。
黃新高這篇文章發表於1993年，也就是不過在野百合學運發生兩年後，大學校園內的學運幹部，就已經反省到野百合學運模式的侷限，甚至認為以類似的政治議題來動員學生參與，已經越來越來不可能。但是這些批判和反省的聲音，似乎不為台灣社會輿論所注意。與其說台灣社會主流的媒體在惋惜中正廟前野百合學運模式盛況不再重現，不如說主流媒體一直都是在消費「野百合學運」這個符號，而對真實的學生運動的發展不屑一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