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17日 星期日

從鄉土文學論戰談戒嚴時期的社會調查工作



陳映真在《70年代臺灣左翼運動》一書中,接受作者郭紀舟的詢問「鄉土文學論戰」背後的思想形成歷程時,他認為這種文藝論戰其實在中國20、30年代或者是臺灣都是常見的爭論戰場,其實在日本或其他國家的左翼陣營裡面,也常常看到類似的文藝文學辯論。因為左翼文學理論有個一個重要的的東西,就是會問:文學是什麼?文學為誰服務?文學寫什麼?這些問題的討論最後會帶到對當時的社會、階級進行分析,分析清楚後才能理解當前社會的主要/次要矛盾是什麼,然後才能了解整個社會變革的總方向以及施力介入點在那裡。在訪問中陳映真也承認,對於這樣重要的社會性質分析工作,在鄉土文學論戰只是曇花一現,沒有持續下去,後來的臺灣左翼也都沒有做好。

「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是毛澤東講過的很有名的話。馬克思跟他之前的烏托邦社會主義者的差異,一個很重要地方就是他將社會革命的可能,建立在具體的歷史與社會條件的分析上,而不是對於人類未來的空幻想像。要搞革命之前,要先進行認真的社會性質分析,這幾乎是就是社會革命的基本動作,但是要怎麼進行調查和分析,那又是另外一個艱困的議題了。


現在我們只要從網路上按幾個鍵,就可以從政府各部門網站乃至於各個學術部門,取得一些基本的統計數據,或者在書店裡面也可以找到很多資料。但在戒嚴時代的臺灣,要取得相關的資料非常困難,而如果要取得一些更內部的政商關係的資訊,當然不會存在「壹週刊」那樣的媒體進行爆料。因此研究者只能各憑本事,設法從意想不到的地方拼湊出所要的資料。

在90年代的「民間社會VS人民民主」的論戰中,提出「民間社會論」的南方朔,當年有一個很有名的『嗜好』,就是收集國民黨黨政要人的『訃文』。在當年一黨獨大的政治環境下,了解這些黨政要人、政商集團間的人脈關係,即使在今天都是很重要的研究課題。但在當時的情境下,要收集這樣的資料其實並不容易,或是會引起情治單位注意。南方朔轉而去注意媒體上或收集這些要人的『訃文』,從文末的治喪人員、家屬名單中,去考察政商集團的錯綜複雜的人際脈絡。現在類似「總統是我家親戚」等關於政治人物政商關係的研究,已經慢慢變成一門重要的研究學門,不過恐怕很少人知道,這類研究在台灣最早的發芽,是從研究『訃文』開始的。

島內要蒐集資料都如此困難,要是在島外當然就更加困難。在美國參與保釣運動,90年代末期返國對於「新世代青年團」等團體深具影響力的許登源老師,一方面精研政治經濟學理論,同時也認真研究分析臺灣社會。根據某位社運前輩轉述,他在美國時曾拜訪過許登源老師,聊得十分開心之時,許登源老師帶他去看老師個人的重要收藏---滿滿一整個房間的臺灣各縣市電話簿!!因為電話簿裡面會有各公司產業的名錄資訊,同時產業電話簿還會有公司廣告,是重要的了解臺灣企業發展狀況的資訊。這位社運前輩當場目瞪口呆,不知如何反應。

時序進入千禧年之後,所謂的大數據時代來臨,但是不要說類似左翼歷史中的路線辯論,即使是一個嘗試性的對臺灣社會性質進行全面分析的討論也很少看到,而這些前人苦心收集訃文和電話簿的歷史,或許也都變成一種「時代的眼淚」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