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引自鄭中睿，2009〈百合與草莓之間（被忽視的種種）：告別中正廟幽靈〉第五章：學運主體性？，發表於「第五屆政大社會系研究生論文發表會」（主辦：政大社會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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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中老年人」如此不濟，年輕人便別無選擇只能倚靠自己了——「學運主體性」終究只能在學運本身的實踐裡頭尋找。而目光一旦移回學運本身，我們便會發現：早在野百合的當下，學運便已經對「學生做為全民請願代表」當中的虛妄有相當深刻的警覺與反省了。不論白曉紅、邱毓斌、郭紀舟、范國棟、施威全，[1]數篇野百合結束不久後寫就的文字都提出了以施威全（1990。引自 林美挪，1990：337）表達得最為完整的觀點：
從野百合廣場的四大訴求及整個運動的結果來看，其實這是場政治運動，只是參加者是學生而已。亦即，學生是以公民的身份參加了運動，並排擠了其他公民的參與；學生的身份和群眾的特殊性，並沒有在運動上發揮。先做個假想，假使這場運動是交給蝸牛組織或任何一個秩序嚴謹的社運團體來處理，其對台灣的作用將是一樣的，除了「學生」這個身份可以是新聞和道德上的賣點以外。
短短一段話，濃縮了台灣學生運動在1980年代圍繞「學運主體性」的整場路線爭議、辯論。更白話、精簡地說，以施威全等人的反省為出發，整個80年代學運對「主體性」的關懷完全可以歸結到以下提問：「學生運動和其他社會、政治運動之間的互動關係應該以什麼樣的面貌來展現？」（邱毓斌，1990。引自 林美挪，1990：313）
在陳信行（2004：226）的回顧裡，「主體性」是這麼一個模糊不清，其做為被分析對象比將之使用為分析概念更有意義的玩意兒：
1980年代的學生運動各派系最喜歡的一個字眼就是「主體性」。學校老師教官校園特務把學生當小孩子是侵犯了我們的「主體性」；聯盟運動的場子中我們派系的聲音被壓下來、旗號不夠鮮明、訴求被忽略也是侵犯了我們的主體性。這個既曖昧又似乎充滿意義的本土自產字眼似乎是從「自我」被不斷壓抑的戒嚴時代解放出來的台灣知識份子的時代精神。
對80年代的校園先行者而言，「學運」幾近是完全從零開始、無中生有的實驗。往上，台灣1980年代的學生運動不見與1960、70年代保釣運動的系譜關係，遑論承接日據時期反帝、反殖民的學生運動傳統。向外，反對運動主要不脫「黨外／民進黨VS黨國／國民黨」的二元對立架構，以各路「民間勢力」結盟挑戰黨國體制為運動主旋律，並無太細緻區分不同部門社會運動在所謂「民間」或「黨外」內部的異質性與各自所扮演的角色（張俊宏，1989；杭之，1990）。[2]在往上繼承不到理論資源，向外不甘僅是反對運動附庸的狀況下，學生運動只能在「混雜著自由民主、左傾反帝、單純地對弱勢團體關心的正義感，及素樸的台灣本土意識」（鄧丕雲，1993：9）的思想與實踐中逐漸摸索、建立屬於自身的傳統，生產出「主體性」這個儘管混淆不清，卻是學生運動唯一得以藉之自我辨識的詞彙。
時序演進，若以1981年台大大論社「五人小組」為起點，1990年3月野百合時，學運儘管稚嫩依舊，9年間卻也的確開創了一些隱隱約約的所謂「派系」、「傳統」、「路線」。按陳信行（2004）的說法，當年的廣場上，是有「自由之愛」[3]與「民學聯」[4]兩大派系分別代表的「菁英主義」與「反菁英主義」兩條路線在彼此競爭的。如今，重探當時的「路線鬥爭」，我認為可以從兩條線索切入「自由之愛」與「民學聯」之間的不同：其一，是陳信行（2004：259）所謂「兩種對於學生知識份子與群眾之間的關係（從而是民主運動中菁英與群眾之間的關係）的不同觀點」；其二，則是學運之「基地」何在的觀點差異。[5]
從第一條線索切入，陳信行（2004：260）批評自由之愛在學生知識份子與群眾的關係上採取功利的菁英主義態度：「知識份子菁英與其他群眾之間的關係……僅僅是犬儒的利用關係：知識份子用自己的光環來合理化群眾的社會運動（雖然不見得有用），而群眾反過來抬高這些知識份子的身價。」在菁英的功利世界觀中，「任何理想的宣示都只是暫時的手段……每個不同的群體甚至個人都可能有不同的目標，只是在暫時性的結盟關係中結合」（陳信行，2004：261）；說來，這是一種徹底世俗的態度，夷平了不同政治信念間烏托邦想像的差異，使得「政治」只是純粹「投入→產出」的效益計算。相對自由之愛的唯效益計算，民學聯則秉持某種「人民民主」的烏托邦想像，主張「在一次次為了爭取護衛自己利益的群眾動員中，由群眾自己教育自己，發展出足以與現在與未來的統治者相抗衡的世界觀、政治技能、與基層組織」；而在這樣「人人當有能力當主人的基進民主社會」的打造過程中，「知識份子、社運工作者等菁英……不應該、也不可以成為『代理人』，而只是支持者、陪伴者」（陳信行，2004：264）。
前面提到，80年代，台灣學生運動一直在摸索的是自身與其他政治、社會運動的關係；並且，學生運動起源於對言論自由、校園普選、黨政軍退出校園、廢除「特別權力關係」等「校園民主」舉措的要求（鄧丕雲，1993：2-54），本身也是當時民主化運動的一支。因而，民學聯對自由之愛的批判並不只是學運「茶壺內的風暴」，而是扣連著她／他們對由民進黨主導，採取民粹主義形式的「資產階級民主運動」的不滿：
民粹主義的運作邏輯是這樣的：領導菁英頭人簡單地把社會化為兩個階級，統治階級及包括這些運動領導者在內的被統治「人民」，在彷彿鐵板一塊的「人民」中各個階級與群體所經歷的壓迫，在這個路線中，都必須被轉化為對統治階級的抗議。而受壓迫群眾翻身出頭天的希望，在於把不同於統治階級的那些「我們的」代言人推上權力的寶座，然後讓這些頭人照顧我們，代理「我們」解決一切。在這種路線的實踐中，種種活生生的矛盾被吸納、收編、掩蓋，尤其是那些存在於「人民」之中的不同階級之間的矛盾。這樣的頭人政治形式壓抑了民主運動本來應許的各個社會生活層面上的民主化，而僅剩下單薄的政治體制改造與選舉政治。
（陳信行，2004：262-263）
在民學聯的成員們看來，在採取民粹主義做為群眾動員的理論依據上，自由之愛的學生知識份子與等待奪權的民進黨政治頭人們是沆瀣一氣的。至少對民學聯而言，這樣的判斷並非毫無依據；例如，自由之愛遠比民學聯熱中於「國會改造」此一被學運界定為「政治抗爭」的議題，與採取議會路線的民進黨步調一致，因而曾有民學聯成員指自由之愛成員為「政治權力的接班人」（鄧丕雲，1993：198）。總之，可以這麼說：1990年3月的中正廟廣場上，民學聯其實是以其對當時民主化運動的整體分析，貫串糾察線兩端分屬學運及政運的菁英為一體，同時進行內外兩面的鬥爭，因此才會有陳信行認為「學生知識份子與群眾的關係同時是民主運動中菁英與群眾的關係」的主張。
有趣的是，對於民學聯貫串學運與民主化運動所提出「社會運動VS政治運動」、「人民民主VS資產階級民主」、「左VS右」的種種路線區分，畢業於台大的鄧丕雲（1993：201-202）屢次在《八０年代台灣學生運動史》裡表露不以為然之意，認為不過是存在有「兩種氣質不同的人，相當接近物以類聚的方式，或是說兩組不同的人脈關係，即兩個派系」；在這樣刻意膨脹差異的「派系史觀」中，「各種意識型態，運動路線及組織方式在論述上的差異」都是沿著「團體認同感的劃分而出現的」（鄧丕雲，1993：192）。也許正如同陳信行的批評，鄧丕雲不同意有事實上「路線差異」是因為功利主義不相信什麼「終極理想」，因而不認為這些依不同政治信念劃分的立場有任何意義。[6]不過，撇去這個難以判定真偽的陰謀論解釋，在我看來，陳信行與鄧丕雲之間的差異其實透露著更為重要的訊息，亦即：鄧丕雲是在「學運的基地何在？」此一關懷上抱持與民學聯的不同意見。
至少在我看來，若以嚴格標準的標準檢視「自由之愛」與「民學聯」，兩者是否真構成運動上的「路線」是大有問題的。不過，這不表示我同意鄧丕雲的看法，認為它們僅是兩群純粹互看不爽的同儕群體；亦非表示做為兩個「派系」，兩造成員在思想與實踐上不存在足供第三者區別的差異。較精準的說法，是我懷疑自1981年「五人小組」現身以至1990年野百合出檯的9年間，台灣學生運動有發展出理論綱領足夠明確、組織紀律高度嚴明的所謂「路線」。[7]而倘若在我要求的層次上，「自由之愛」與「民學聯」皆不構成「路線」，則兩者以至當時的整個學生運動其實都還只停留在自我摸索的階段：隱隱約約間，「我們」有些共同主張；隱隱約約間，「我們」和「她／他們」的想法不大一樣；隱隱約約間，我們能勾勒出對「學運」的一些想像；隱隱約約間，我們卻也不完全清楚「學運」的真正模樣。而是在這樣隱隱約約的摸索狀態中，於內，民學聯和自由之愛尚不構成兩股「真正」水火不容的政治主張；於外，學運也還稱不上什麼「獨立的社會力量」。而既然整個學運都還停留在相對「鬆散」[8]的程度，兩條「路線」內部自然也存在相當的異質，尚無法一翻兩瞪眼地定調一方為「左／社會運動／人民民主」、一邊為「右／政治運動／資產階級民主」，至多是兩邊各有若干展露明確「傾向」的人物，說派系內所有成員此生都明志如此則遠遠不至。以上述的後見之明看待80年代學生運動的「路線之爭」，儘管我高度認同「人民民主」的政治／社會願景，也完全同意民學聯對民進黨做為「資產階級民主」的民粹動員機器的評價；[9]卻也不能不認為當時的民學聯過於急躁，在自身的理論及組織尚未裝備完全、對作戰環境的分析還不夠清晰的情況下就以民主化運動的「運動戰」（war of movement）等同學生運動的「陣地戰」（war of position），略失準頭地選定對手、介入廝殺。[10]
儘管我猜測鄧丕雲不會使用「運動戰」和「陣地戰」說明他對「學生成為獨立的社會力量」的期待，但引入這組概念後觀察他對「學運的基地何在？」的關懷，將可以得出許多可能在他原本預料之外的有意思詮釋。基本上，鄧丕雲是主張校園是學運的「草根」的，認為民學聯是「一個把基地與戰場皆定位於社會的團體，它並不企盼爭取學生群眾的支持，而會結合社會上的弱勢群眾向資本家或國民黨進行抗爭，校園對它來說只是人才甄補的地方而已」（鄧丕雲，1993：268），並批評這樣的做法是「在挖掉學運的根，因為在校園與社會間尚有巨大的落差時，如果沒有蓬勃的校園運動彌補中間的差距，學運份子走出校園同時是脫離校園，離開自己的草根，如此學運份子也不該叫學運份子了」（鄧丕雲，1993：243）。[11]不同於民學聯貫串民主化運動與學生運動為一體的思考（或按鄧丕雲的用語：「社會與校園」），以上引用的文字中，鄧丕雲一直有意識地強調學運或校園的某種「獨立」性格。辨識出兩者在這方面的差異後，以「學運的基地何在？」這條線索為經緯，回頭檢視「學生運動與其它政治、社會運動關係？」此一「學運主體性」的核心關懷，邱毓斌的大哉問於是牽涉到以下提問：「校園（或大學）究竟是什麼玩意兒？」儘管按台大此一學運傳統的發展脈絡，鄧丕雲對校園之「獨立」的強調是順著挑戰「特別權力關係」以來對「大學」法理定位的探討；但若使用葛蘭西（Antonio Gramsci）「運動戰」與「陣地戰」的概念區分，則倘若大學真具備某種獨立性格、地位，其必定涉及這個龐大「建制」（institution）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的地位、功能。
於是乎，從中正廟前廣場出發，途經學運主體性，此刻我們終於回到校園，進入了一場攸關學運生死的理論辯論。
參考文獻
林美挪（編）
1990 《憤怒的野百合》。台北市：前衛。
陳信行
2004 〈我的野百合——一個1990年三月學運參與者的自我批評〉，《台灣社會研究季刊》54：pp.253-276。
鄧丕雲
1993 《八０年代台灣學生運動史》。台北市：前衛。
文章出處：-摘引自鄭中睿，2009〈百合與草莓之間（被忽視的種種）：告別中正廟幽靈〉第五章：學運主體性？，發表於「第五屆政大社會系研究生論文發表會」（主辦：政大社會系）。
[5]. 以「自由之愛」和「民學聯」分別代表兩條路線的麻煩在於：做為「學運派系」，兩者的內部組成都高度鬆散，充滿「自由心證色彩」（鄧丕雲，1993：269）；且許多「學運世代」（何榮幸，2001）中人即便當時屬於同一派系，如今的政治立場卻也相差許多，更增添論證某批人構成某條運動路線的難度。不過，至少在鄧丕雲的研究裡，並不見有人反對當時的學運內部存在這兩個派系，且在議題偏好、運動策略上確實有沿派系存在的差異；只不過在究竟哪些人構成那個派系上眾說紛紜，至今不見定論。
[6].《八０年代台灣學生運動史》裡是有一些可被如此詮釋的段落，例：「民學聯與編研會（按：由「自由之愛」發起的校際串連網絡）間的不同選擇，只是在路線上不同的資源動員策略而已，並不能膨脹成意識型態的左右對立，或運動路線上政運與社運的矛盾。民學聯的社會實踐，是在資源動員議題上的擴大，可是並不是在原有大學法修訂的軌道運行，因此，這種選擇使得大學法對他們來說只具有策略性的意涵。」（鄧丕雲，1993：195）使用「資源動員論」解釋民學聯與自由之愛之間的齟齬，鄧丕雲的確展現了某種「實際」性格；或用他自己的描述：台大「這個傳統的『嘗試』精神」（鄧丕雲，1993：269）。
[11]. 陳信行（2004：263）：「對於民進黨主導的政治改革運動，以及『自由之愛』系統當作核心關懷的校園民主運動，『民學聯』的社團仍然將之視為關注焦點之一，但不是全部，甚至常常不是最核心的關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