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學運社團中的性別問題--（三）LGBT族群的參與

許多關於2008野草莓以後，臺灣出現了「新」學運的講法，往往都是某種歷史失憶的表現。不過，相較於之前的學運實踐，2008年以後的學運確實也出現了不少過去沒有的現象。社群網路的大量使用，是最常被談及但其實頗有疑義的現象，因為在90年代中期，BBS就開始成為學運的另外一個戰場，樂生保存運動中關於部落格、推特的使用，也證明了學運很早就在使用網路工具，只是在2008年後從部落格換成了臉書而已。除此之外，如同本版曾經提過的，關於高中生運動的出現、「學生勞動者」認識視角的出現，確實也是野百合以降的學運未曾出現過的事物。但另外有一個非常顯著，卻很少被談及的現象，就是大量具同志身份或說LGBT族群身份的學運幹部的現身參與。
雖然祁家威在1986年就成為臺灣第一位公開出櫃的同性戀者，但是以筆者個人印象，在1990年野百合學運前後，同志議題在學運實踐中仍不是主要的議題，也沒有聽說過具有同志身份的學運幹部。雖然某些女研社的幹部據傳具有女同志身份，但是沒有獲得公開證實。到了90年中期，性別以及同志相關議題，開始在台灣社會發酵，東海大學也出現了東海校園內第一個男同志社團刊物--「同言無忌」。而具備男同志身份的幹部，也開始出現在北部某些學運社團內，但以數量來說，仍然是極少數，而且在行動上也比較是隱晦、低調的存在。
至於女同志身份，則在女研社等女性主義社團內，得到較多以及較正面的呈現。不過這往往也會為這些女性主義社團帶來社團定位路線上的分歧：究竟這是一個女性社團還是一個女同志社團？而就筆者個人的有限觀察，90年代的校園性別團體和同志團體，往往都過度偏向往內連結、相互支持的聯誼性團體，而比較缺乏向外拓展、改變制度設施的企圖，這使得當時的許多團體，往往無法捱過千禧年之交的倒社潮。以至於到了現在，除了台大以外，我們很少聽到臺灣各大專院校內，有從90年代存活至今的性別社團或同志社團。
即使在2000～2008年間，具有公開的同志身份的學運幹部，仍是很少見，當然這段時間中的學運社團本來就比較稀少，幹部人數也較少，這也是事實。不過相較於90年代，這段時間LGBT族群對於學運、公共議題的參與顯得更為積極，只是仍然保持非常的低調。例如：台北大學「青年社」的幹部，曾經想要在同志大遊行找校內同志社團--「北G星社」合作辦社課，但同志社團因為怕出櫃所以不願意一起舉辦公開活動。
不過，當時一些學運社團能夠復社甚至維持運作，LGBT幹部也在背後幫了很多忙。例如：在2005年讓「北大青年社」復社的幹部也是女研社的幹部，兩個社團一起合辦活動，一起復社；不過後來女研社幹部因為覺得太累就兩個都放手，女研社也沒人接。除了北大以外，北部他學校也有很多學運社團的幹部是身兼女研社或LGBT社團幹部。
但是時序到了2008年野草莓學運之後，隨著2010年開始，各校的學運社團的大量出現，北、中、南等地的學運團體中出現許多學運幹部，特別是男同志，以公開的同志身份參與學運實踐，包含社團日常運作以及內部工作會議、外部的議題抗爭等。雖然人數多半只佔社團幹部人數的五分之一到十分之一，但差不多是每兩代到三代幹部就會出現一個，而且還是公開、正面的出現，相較於野百合到野草莓之間的學運歷史，這確實是全新的現象。至於中部中興大學的黑森林工作室，在社團停止運作多年後，由同同志社團「性別文化研究社」的一群幹部介入復社，更是一個極度戲劇化的案例！
如同90年代參與學運社團運作的女性幹部，野草莓後參與學運社團的同志身份幹部，同樣也積極參與在華隆罷工、反國光石化、反旺中...等等各項的社會議題中，而其他的參與者或幹部，看待這些人就宛如呼吸空氣一般的自然，對照於90年代時的隱晦稀少存在，同志身份在08野草莓之後如此自然、簡單的存在，這樣的變化確實是讓筆者個人感到驚訝的，或許可以說從中看到臺灣社會的改變。

臺灣學運社團中的性別問題（二）--女性幹部的角色與位置初探

繼續談臺灣學運團體內部的性別問題，這篇談比較不那麼嚴重，但可能更切身的問題，就是學運團體內部的女性（生理女）幹部的處境問題，主要是針對異性戀的女性幹部。

就我個人的感覺和印象，地下刊物時代到野百合學運時代，甚至我覺得到1994年文化大學美術系事件以前，臺灣學運團體內部的氣氛和組織方式，基本上是很有點兄弟氣、江湖味的。我記得大一時候參加社團的營隊，晚餐後一群人群聚在外面一字排開的抽煙、聊天，當時一位外校的學長就指著這一排人說，你看，這一群人個個橫眉怒目、臉生橫肉，就算沒搞學運，走在路上也會被當成流氓抓走。

這位外校學長說的當然是玩笑話，但是老實說，特別是在1990年代以前，那個黎明前的黑暗、白色恐怖的記憶尚存、黨國情治系統的勢力還在、一切都還在情勢不明朗的模糊地帶，沒有人敢打包票說，今天出來搞學運，明後天會不會國民黨風向一轉，大家全部綠島再會。沒有幾分的豪氣、霸氣、英雄氣、江湖氣，其實很難走出來。同時因為外在情勢所逼，採取的地下化聯絡組織方式，也讓其「江湖」色彩更重。至於當時團體內部的氣氛，當然就是非常男性化的抽煙、喝酒、 吃檳榔、滿口三字經..，開會時很多的情緒和概念的表達往往也都非常粗暴，（PS.當時東海學運內部最文明的罵人方式是：你去吃大便吧！），所謂「大口喝酒、大塊吃肉、大聲訐譙國民黨」是也！！

在這種粗暴的兄弟氣、父權文化的氣氛下，女性幹部的處境當然顯得很孤單，一方面當時各個學運社團的女性幹部都非常稀少，另外一方面剛萌芽的校園女性主義社團，往往也都跟學運社團關係不是很融洽，好一點的就是井水不犯河水，糟糕一點就像當年在清華大學發生過的，因為學運社團用了一連串衛生棉貼在海報上，最後用帶血的衛生棉影射教官室，引起校園內的女性團體極度不滿，引發了海報牆上嚴重的衝突。

在這樣的氛圍環境下，當時各學運社團稀少的的女性幹部，多少都會受到女性主義思想的啟蒙，她們又是以什麼樣的態度和想法，在面對身處其中極不友善的父權環境，並和這些伙伴一起工作，其間又有那些碰撞、謀合，這個問題其實頗令人好奇。

80年代末期女學生運動的興起，或許可以從台大女研社成立開始算起，而後丁乃非、成令方、王蘋等剛回國的知識份子，在國內帶領「歪角度讀書會」，這個讀書會在當時匯集了許多學校的女學生。同時台大女研社成員也鼓勵其他學校的學運社團女性也可在內部成立性別小組、或另立性別社團，或來參加歪角度讀書會。到了野百合學運，各校學運女學生在台下聊天串連，就決定成立全女聯，辦營隊聯合組訓。
（PS.特別感謝邱毓斌、曾昭媛提供這個資料）

除此之外，1994年也是一個重要的歷史分水嶺，，這一年何春蕤驚天動地的著作-「豪爽女人」出版，提供了校園裡具有女性主義思想的女性幹部，一個或許不完美但重要的理論武器。另外一個比較少人注意到的是，校園裡的學運社團幹部的男/女比例開始大幅度逆轉。以東海學運來說。人間工作坊創社前三年，每一屆都各只有一位女性幹部，但是1994年後的三年，卻是每屆都只有一個男性幹部。這種男女比例的變化，當然會影響到各個學運內部社團文化氛圍與性別關係。

緊接著在1996年發生彭婉如事件，同年台大等校的女研社發起了「新女廁運動」、「攻佔男廁」，從性別的問題意識出發，進行對於日常生活的批判，這個取向在當時讓人頗為耳目一新。1994～1997，也可以說是各校性別團體興盛、性別議題萌發的年代。但同時學運社團跟女性主義社團，兩者之間井水不犯河水的狀況，基本上沒有太大的改變。這裡面又帶出一個跟前述野百合類似，但內容不同的問題：這些具有性別意識的女幹部，在當時一片性別意識高漲的氣氛下，為何會選擇留在學運社團呢？這個問題同樣的也沒有人做過研究！

但是在表面的興盛多元之下，新的、更複雜的問題也不斷開展。縱使有「豪爽女人」的理論開路，但是理論跟實踐從來都是兩回事情。即使社團幹部群的男女比例逆轉，但是校園內的學運女幹部，面對的仍然是一個對女性不友善的社會環境，要如何在這樣的大環境下，開展出一個女性在身體、情慾、日常生活的自我解放，相較於野百和時代的學運幹部，1994年～1999的「後文大美術系時期」的女幹部，雖然看起來有更多的外在資源，但其實也面對著更多的衝突、挑戰。必須承認，不少人是在這個過程中，摔得鼻青臉腫、身心受創。

陳政亮在1993年發表在《野百合通訊》第五期上的〈愛在運動蔓延時〉一文（PS.網路上可以找得到），幾乎是目前唯一能看到的描繪當時的學運幹部的男女關係的文章，雖然文章是以文學的方法表達，但裡面描繪的很多場景、感受，恐怕今日的學運參與者讀來仍然會感到「心有戚戚焉」。

就筆者個人的觀察，今日的學運女幹部，相較於野百合時代乃至於90年代，在性別意識上顯得更敢言、敢做、敢表現，但卻也讓人感到憂心，因為看起來整體大環境並沒有很大的變化。一個20餘年來不變的現象是，男性的學運幹部大都可以在學運圈內以及學運圈外找到談戀愛的對象，但是女性的學運幹部的對象選擇範圍，往往只能侷限在學運圈或頂多是社運圈、學術圈內。唯一的例外可能是「拉子」-女同志圈，不過男同志/女同志的學運幹部的狀況，又是另外一篇文章了。

另外，就如同資本主體制一樣，父權文化的體制也一樣會自我變化，性別關係從來不只是性別的問題而已，總是糾纏著年齡、資歷、階級..等等的權力關係，而這也得校園中的學運女幹部在實踐上面對更多的誘惑和挑戰，還有許多當前都還無法敘說的困境和感受。但是目前關於臺灣學運的研究中，關於這一個領域的討論，幾乎是完全看不到，只停留在圈內人的八卦流傳中。

臺灣學運社團中的性別問題--（一）

談談一個敏感的問題：學運團體的性騷擾、性侵害問題

就我個人過去對於學運團體的實踐歷史的理解，性別、性騷擾、性侵害的問題，不論是起於學運組織內部，或者是學運組織跟外部的互動，不論起因為何，這類事件如果處理不當，是可以毀掉一個學運組織的。因為這類事件一旦處理不當，就會造成內部信任的崩解，然後蔓延到變成整個組織的癱瘓，從野百合學運以來，北部還有中部的一些學校，都有過很慘痛的教訓！

但是雖然具有這麼強大的破壞力，但我對這類事件對組織運作的影響的理解，倒不認為這是因為性別議題本身具有的衝擊力，雖然性別跟階級一樣，是人類社會根深蒂固的幾個核心矛盾之一。但是，我個人的看法是：性別、性騷擾、性侵害事件的處理，往往凸顯了一個組織內部最深的矛盾或是結構上根深蒂固的衝突。

例如：某學運團體內部可能原本就有向外擴大組織發展與向內培力幹部成長兩種不同取向的衝突，或是老幹部與年輕世代幹部的衝突，或者是權力過份集中於某人的「奇理斯瑪」化的問題，而性別問題一方面剛好是這類結構性的問題的表現，同時也會加劇凸顯這類問題的嚴重性，所以很多學運團體在內部發生過性別相關事件後，社團就倒了，或是瀕臨危機，其實是因為突然爆發的性別事件，突顯了組織運作上本來的裂口、矛盾、侷限。

特別是從2008年「野草莓」以來的學運，經常維持在一種「學運好朋友」的模糊關係和組織形式裡面，大家通常對彼此的關係和界線沒有清楚的界定，對於團隊的方向、價值、運作與投入也沒有承諾，一旦出現性別事件，就是對這種組織關係很大的考驗！

但是，我也聽到一兩個極少數的案例，因為組織內部有充分的共識和溝通，所以遇到問題發生時，馬上進行明快、果斷的處理，在外部環境同時也呈現友善的支持下，結果這個性別問題的發生，並沒有造成組織的衝擊或崩解。但這確實是很少數、很少數、很少數...（因為很重要，所以要說三次！）的案例。因為，就我個人的觀點來看，從2008野草莓學運以來，臺灣大部分的學運團體往往處於「先天不良，後天失調」的狀況，有很多學生組織甚至連固定性的工作會議、學習性的幹部讀書會都開不成，更遑論處理內部的路線問題，乃至更加敏感的性別問題了！

這其實也可以說是一種「無架構的暴政」，而且由於組織運作上的「無架構化」，所以出了問題，團體成員通常僅能循著平常的人際關係去處理，在以「人際網絡」為基礎的組織原則下，對這種事情的處理往往會以「不打壞關係」為最高準則，那當事人的痛苦就很難被正視，甚至更容易被打壓。

簡單的說，我個人的看法是：至少就臺灣的學運團體來說，團體內部或團體間的性別相關衝突事件，往往跟社團的組織方式、實踐路線問題相連結，也就是說，至少在團體內部，不會有單純的、純粹的性別問題。性別相關事件的發生，是一個契機，讓成員可以認真檢視自己參與的團體和實踐，但同時也是一個嚴厲的挑戰！

2017_05_05 對於一場悲劇的反省

雖然新聞媒體以及PTT上的爆料已經沸沸揚揚，但是到目前為止，我覺得還是沒有看到一個比較具結構性、歷史性視野的的反省。目前看來這些悲劇，好像都只是幾個惡魔或邪惡組織一手造成的，但是究竟是什麼樣的歷史環境？什麼樣的社會條件？使得這樣荒腔走板的理論和實踐，可以被付諸實行，同時在製造了那麼多悲劇之後，依然無法停止？我覺得這才是要被真正反省的。

講真實一點，經歷過1995～2005那段時間的學運、社運參與者，即使政治路線、國族認同上不贊成鄭/夏/工委會的立場，但是對於工委會/鄭/夏創造了一個從學校到工廠到社運的實踐體系，還有結合心理反省、自我培力以及政治經濟分析和社會運動的工作方法（PS.至少表面看起來是這樣子），其實多少都抱持某種敬畏而想學習的態度的。而某些對於基層群眾組織工作充滿熱情和渴求的人，當然更容易被這種像魔法一樣的工作方法論吸引，只是幸好某些人或團體，沒有碰到這樣的事情。

我不會覺得這只是當年曾經對那套理論、方法著迷的人，一時的鬼迷心竅，或是智商太低。而且即使很多人曾經著迷，大部分也沒有走得像這些鬧出事情的團體或人走得那麼遠、那麼誇張。但是，究竟在當時的社會條件、組織氛圍，以及我們對於運動的想像中，到底那裡出了問題？使我們變成像浮士德一樣的，寧可冒著出賣自己靈魂的代價，也要尋求一種可以讓組織強大、讓群眾馬上培力成功成為優秀幹部的魔法？或至少對這套魔法抱持敬畏而不加批判的態度？我覺得我們真的要認真反省、研究。

就如同對於納粹德國的批判，最簡單、最沒有用的歸因就是希特勒欺騙、控制了當時所有的德國人，但是我們都知道事情不是這麼一回事情，還必須檢討當時的社會、經濟、文化、政治等因素。層出不窮的各種關於運動團體的悲劇事件，難道只是個案或是某個發了瘋的團體或是少數人的操作而已嗎？如果這樣子解釋的話，我們當年那種敬畏和熱情，又是怎麼一回事情？

這些東西如果不理清楚，不徹底在理論和實踐上徹底反省，再過個五年、十年，這種妖魔般的組織、詭異的工作方法論，還是一樣會出現，只是換了個不同的名字，繼續吸引著大批對於社會變革有熱情的少年少女進入魔窟。

究竟當時我們內在的渴望是什麼？又是什麼樣的社會條件、歷史條件形塑了那樣的渴望？又如何使社會實踐往這樣的方向進行，使得某些人有將其扭曲做為滿足自己私欲的工具的可趁之機？我覺得這真的不會只是幾個「禍首」或「妖魔團體」的問題，而是我們要共同反省的問題。

我比較害怕的是：從輔心事件以來，這一波波對「組織內黑幕」的揭發，會讓未來的年輕人更遠離、或更畏懼透過集體的方式進行社會變革。我不是說這些揭發行動不應該，這些行動都絕對應該，但是應該導向更深刻去反省如何建立起一個新的集體的可能。而前人究竟走過那些錯誤的道路，首先是應該被釐清和深刻反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