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舉、政治化與社會運動

作者/陳政亮

（原載於《野百合通訊》第六期，1994年5月出版）

（文字斜體加黑強調為校訂者所加）

    在幾年前，「光頭許」回國之後曾經對反對運動提出了一個響亮的口號，叫做「選舉總路線」，因為聽起來相當嚇人，所以就令人記憶猶新。這個總路線，最簡單而庸俗的說法是這樣：「台灣一切問題的改革，在現階段就要用選舉路線來進行。」而這個想法倒也有他的一套，因為他認為，其實根本就沒有什麼其它的路線在台灣進行(例如：群眾路線)，只是大家不好意思講出來而已，一切的什麼社會運動，也都不過是要累積資源，以便選舉時能夠一舉當選罷了，那麼大家就乾乾脆脆勇敢的喊出來吧，「選舉萬歲」！

    事情可能是這樣，這個響亮的口號，現實上正如他所想，在喊出來之前「幾乎」所有反對運動裡頭的人早就這樣幹了，將之提出來，一方面是讓大家聽起來有個偉大的詞—「路線」可以依靠，除了振奮士氣之外，還可以正當化大家所幹的事；同時，另一方面，就可以向腦袋裡還想著其他路線的人喊喊話：「喂！你們的路線行嗎？」

    這個簡單的問號倒真的讓少數從事、或想從事社會運動的人想了好一陣子；於是就有兩個主張互相喊著。一個說：選舉或是政治部門吸收了社運的資源令人氣憤，但是還是要堅持社會運動路線；另一個說：這兩條路線是可以互相支援的，叫做「社運政治化、政運社會化」。而這兩種說法都承認了這樣一個事實：社會運動的資源會被政治部門吸收與收編。

    不管政治部門吸收社運資源，是社會運動的困難，還是一條正確的社運路線，反對運動陣營中因此就有了一條光譜，最右邊就是「選舉總路線」，中間是「政運、社運兩條路線互相掩護、交叉前進」，而最左邊就是「堅持社會運動路線」。當然，想來是站在右邊的傢伙們成天在議場上發表嚴肅的談話，氣勢最是旺盛；站左邊的因為清高與悲壯，所以就多少有點酸酸的；挺立在中間的，因為兩面不討好，就被右邊成天嘲諷是「理想性格過高、不務實」，而猛一回頭又被左邊辣辣的指著鼻子說是「投機」與「政客」。

    而在這三方互相拉拉扯扯當中，「政治運動」與「社會運動」就隱隱然被化約成兩個對立的路線，前者指的好像是：公職、選舉的過程、平時的基層服務與議場上的合縱連橫；後者就被定義成：群眾、自立救濟的抗爭事件與街頭遊行；然後，前者的職位就叫做「政治部門」，後者的工作則被稱之為「社運部門」；最後「政治」與「社會」這兩個概念，也就有了各自獨立的定義與範疇界線森嚴並且互不相干。

    不管理論與路線永無止境的尖銳辯論，也不管人與人之間被當作秘密來小心保守但全世界都知道的莫名緊張關係；右邊的傢伙們經過了幾次實質上的選舉勝利，最後在93年縣市長大選時大大方方的提出了一個策略叫做「策反地方派系」，著實嚇了大家一大跳；於此同時，更玩起了灌人頭來搞黨內初選的丟人花樣，讓一些人看得手心直冒汗。而這樣荒謬的丑戲愈是繼續上演，就愈是透出「選舉總路線」骨子裡騙人的把戲，赫！原來賭徒的手上還藏著另一隻絕張！

政治與社會

    這隻名叫地方派系的絕張，一直是台灣地方選舉的贏家，到了最近，國民黨對於地方派系控制力漸弱，再加上賭徒登高一呼，地方派系就成了萬眾焦點。關於地方派系到底醜不醜陋，是一個歷史的問題，重要的是，地方派系能幫助我們看清楚一個事實：「政治」與「社會」概念二分的危險。

    買票！這據說是地方派系無往不利的選舉利器，而說來或許奇怪，反賄選運動搞了許多年，賄選卻依舊嚴重，會買票的還是買票(當然技術日益精進)，而被買票的人似乎一點也不在乎被指責為「墮落」或是「麻木」的道德罪名。事實上買票牽涉到的不只是單純的利益輸送而已，買票是深陷在台灣社會裡特殊的社會關係：是父權的照顧/依賴，是權力的壟斷/讓渡；而地方派系就是依此社會關係而運作成形。

     事實上，「父權」這個詞，已經包含了幾個重要的觀點，其一是「家」，其二是「權威」。說是「家」，就是人們把許多的團體比擬是家庭裡頭的複雜關係，大可以到整個國家或是世界(戽斗輝之流的偉人等，最喜歡說台灣就像個大家庭，世界各國就是什麼兄弟之邦之類的混話)，小可以到男人們的兄弟幫派，或是一個社區，甚至是工廠、學校、許多正式的、非正式的機關單位等等。所謂老爸，就是有天生就被賦予的領導權，咱們在家裡當然就要聽老爸(或是大哥哥)的話囉；於是權力與資源當然就得聽聽老爸的分配，有了困難也得找老爸來解決，老爸萬一解決不了，當然就得找老一輩的「先覺」出來說說弄弄，擺擺祖父的老架勢來喝令小朋友們。而咱們看到戽斗輝風塵僕僕到處勸退地方派系，搞的正是這套大家長的玩意。

    國民黨與地方派系的關係確是如此，不過這並不希罕，地方社會裡的社會關係也是如此。有個簡單的例子可以說明。假使有個社區，因為水溝淤積，要通通水溝，里長這個角色就重要起來啦，人們就叫：「里長伯啊！(好像家裡的伯父一般)水溝不通啦！想個步數來解決吧！」但是里長伯通常去找他的「大仔」(好像大哥一樣)縣市議員來幫忙，就說：「大仔！我們這一里水溝不通啦！趕緊去叫政府的某某單位來處理啦！鬥處理一下。」議員一通電話打給平時打麻將、喝花酒的市府秘書說：「阿亮兄！拜託先去處理一下！互相鬥相工啦！」市府秘書阿亮一通電話給工務局養護課，說：「我知道你們有其它的進度啦！但是看在某議員大兄的面子，先去處理吧！」於是隔天，工作人員帶著大隊人馬挖了一早上水溝，只見里長伯忙裡忙外，送香煙兼監工，彷彿指揮若定，於是水溝終於通了！

    事情可以這麼簡單的解決，若是透過社區裡頭的老老少少共同開個社區大會討論一下處理的辦法，又沒摸彩，大家肯定連甩都不甩，更不用說大家共同來挖水溝了，又不是小學生的整潔比賽！事情是簡單的解決了，但是公眾的問題與共同排除的過程，就因此被集中與壟斷並且資源就層層往上送。鄰長不行，找村里長，村里長不行就找議員，議員不行找省議員或立委，再不成就祭出貌似和藹的李登輝。

    這個過程就是政治過程，就是「政治化」，里長伯、議員大仔、市府秘書阿亮兄就是地方派系的層層組織，而他們的「社會關係」同時也就是「政治關係」。我們可以想像里長等級的「阿伯」們，日常生活中與村里裡面的人們「牽涉」在許多複雜的社會網絡裡：有時是路燈壞了要處理，誰家的小伙子結婚啦、雜貨店的誰去世啦要有面子所以找上議員出面，政府要徵收什麼鬼工程受益費要處理，都市計畫劃到厝尾，佛祖廟要拜拜要幫忙啦….等等。那麼「選舉」時買個票又算啥鳥，不過是個既有的父權社會關係的表現罷了，就算是地方派系不買票又如何，光憑平時層層的照顧，社會關係的牽扯，票跑都跑不掉。所以說，錢是「走路工」，不是買賣，是一連串不間斷的社會關係的，不間斷的「再確認」之一小點而已。反賄選不是反不掉投票前一天的金錢輸送，重點在於，反不掉日常生活中日復一日的社會關係。

    再反過來說，沒有一個有錢的闊傢伙笨到認為撒錢就可以當選，要當選就要有一個完整的社會網絡，在台灣就要依靠父權的社會關係。而公眾也清楚知道自己給了這張選票，可以保證這樣的社會關係的進行，從而換得公共工程的進度、免於警察的騷擾以及某種程度的道德精神的榮耀。

    有人會說：「咦？這不就是民主嗎？公職應該服務公眾啊！水溝也通啦！」這個說法表現了他們驚人的天真，僅僅把「民主」用「結果」來檢驗，沒有看見活生生的人在社會裡真實的過程，公眾既沒有公共的過程，僅將自我的權力讓渡給「老爸」，然後任由「老爸」去累積資源與聲望，然後，公眾反過來成為被操弄的對象，變成沒有聲音與面孔的東西，這就叫做「民主」？於是，許多人選上公職之後，總是宣稱自己代表多少票的「民意」，但當我們仔細一瞧公眾的社會關係，這樣的宣稱馬上就破功；不是「服務」而是「照顧」，不是「民主」，而是「父權」；這些事實為那些大剌剌的民主空話，在台灣的民主化過程裡塑立了永久而可笑的典範。

公眾於是失去了實質的民主，他們活在社會關係中同時亦在政治的範疇裡，成就了形式民主的假象。「政治」就是「社會」本身，聰明的賭徒就算不理論化這點，他也可以運用自如，表面說些追求形式民主的理想，實質上卻玩父權的伎倆，選舉總路線事實上並不怎麼高明，不過是因應台灣地方的社會關係所提出的綜合而已。

所謂社運與政運

    有個新鮮的說法說：台灣之所以產生地方派系或是賄選不能禁絕，是因為在傳統的社會關係尚未改變之前，突然歷史的插入選舉制度，於是表面上是民主，骨子裡卻是反民主。而選舉變成民主的指標，就算是個歷史的誤會吧！可憐的是，這個誤會一直沒辦法消逝，反對運動將誤會延續了下去。這個誤會來自上述提過的「政治」與「社會」範疇的對立，導致「政運」與「社運」這兩者莫名其妙的被分離。

    搞社運的朋友最通常罵的傢伙是那些一選上就「變節」的同志，不過仔細想想倒也能理解，因為一個公職，不管多麼清高，他最大的目標就是再次選上，他平時的活動就是維持選票的來源，所謂工人、女人、原住民…等等團體，在他的眼中不過是一張張的選票，沒有什麼特殊性，選票是不分男女、階級、種族的；如此這般，公職就陷入既定的社會關係裡面了。

    在某某議員、立委的「服務」處，平常幹些啥事呢？釘樁角！怎麼釘？就要搞「服務」！怎麼搞「服務」？就是將人們日常的困難加以收集，然後運用自己的力量來排除。於是從選上那一刻起，人五人六的傢伙們就一個一個跑上門來，說說自己有哪些民主運動的豐功偉業啦！或是說自己有那一些困難啦！公職想了一想，規畫一下，就將人五人六的名冊輸入電腦，開始建立自己的樁角系統。這些樁角幹的事大概跟地方派系的里長伯差不多；他們在地方上辛苦的經營，與地方派系搶業績，終於建立一個差可比擬的小型派系。於是人們就一個個被納入這些不斷出現的小派系裡面。人們出了事，先找人五人六們，然後找上公職，公職再找上政府官員來處理。所以，公職也要與政府單位私底下稱兄道弟，雖然彼此在議場上怒目相對，下了台卻要把酒言歡，互吐心曲！

    於是地方上的「頭人」換了個新鮮熱辣的名字：反對黨。靠理想是不能吃穿的，這幾年一場一場不斷的選舉當中，能夠不斷維持下去的勢力，大抵都是搞這類的遊戲，長期來看就更明顯了：不用改變傳統的社會關係，把民主豎諸高閣，然後在政見會場上喊到「內褲都濕了」，實質上就是重複的幹著地方派系幹過的勾當，只不過招牌改了那麼一改。(當我們這樣說的時候，不要忽略兩個差異，第一個是反對陣營中的不同光譜，還有一個是台北國與地方上的差距。)

    這個過程如果我們稱之為民主化，當然就笑掉別人大牙，若是我們將之定義為政治運動，不如說是政治運動中的一種。這種政治運動是在形式上要求類似地方派系「頭人」們競爭的規則的建立，與民主無關，而因為一切的社會行動環繞在選舉，我們姑且稱之為「選舉運動」。這個選舉運動由地方派系與右邊的傢伙們共同分享，分潤並維持台灣傳統的父權關係。所謂變節，不是這個公職「心」變壞了，或是頭殼壞了，而是在傳統的社會關係中，玩「政治」的必須作法。

    按此看來，我們倒是真著害怕什麼基層組織的健全，不健全還好，一健全，不就成了更有組織，更嚴密，聽起來還有點「進步」與「民主」的超級地方派系？

    那麼社運又如何？有人戲稱社會運動是「人民討錢的集體行動」，這句話有點戲謔，又多少帶點悲傷，不過卻指出了某些事實：在台灣，所謂社會運動不過是人民的「集體行動」而已。集體行動要如何進行，裡頭的權力要如何分配，如何抗爭，如何團結，如何在過程中打破身上的各種枷鎖，如何在日常中建立民主的習慣，如何看待社會，又如何看待自己？這一連串的問號，不要說有解答，事實上幾乎沒有被碰觸，那些集體行動又是依著怎樣的軌跡在前進？

   「社運」所面臨的不是政治化的問題，而是怎麼政治化的問題？「社運」早就政治化了，「社運」裡頭冒出來的領導人還不是依著傳統社會關係的方式在前進嗎？出了事，找地方頭人，地方頭人不理了，只好抗爭，抗爭結果，不管輸贏就造就了幾個頭人，幾個頭人不是脫離群眾就是參與選舉，參與選舉幹啥呢？「服務啊！」於是傳統社會關係的模式就一直進行。這充其量只能說是因為老爸照顧不周的集體反彈，並不是什麼「社會運動」。

    在台灣要改變父權的社會關係想來是最困難的，但是要順著它的邏輯改變一己的命運，卻容易的多。這個過程不是「政治部門」收編「社運」的資源，而是「集體行動」(而非社會運動)跟著歷史傳統的方向在前進而已！人們既不是活在歷史的真空裡，「自然而然」便順著歷史而行動，社會行動。

    說來社會運動如果應該被定義，只能說是改變既有的社會關係的運動，在其中成立的公共的領域，就像社會與政治不分一般，這過程同時是建立一個民主的政治過程，它根基在新的社會關係裡，它是由社會而發出的民主控制。台灣的民主化本來就應該建立在社會運動，奇怪的是因為政運與社運的二分，混淆了一大堆問題。

三邊大戰

    回頭先看看挺立在中間與左邊的朋友。事實上是沒有「政運社會化」以及「社運政治化」這回事，若說現實上是「選舉運動」與「集體行動」，那麼不用彼此化來化去，這兩者的社會邏輯基本上就是一樣的，他們的社會關係根本就同一，提出這個口號不過白搭。但若是「選舉運動」與剛發芽的「社會運動」，這兩者卻又根本沒有什麼化不化的問題，只有選舉運動「吃掉」社會運動的鬥爭現實，這是背反的社會關係之間的對抗。這鬥爭裡面殘存的迴旋空間，恐怕會隨著依選舉運動而出現的公職的力量不斷加大，而日漸萎縮。

    若是如此，右邊的傢伙說些什麼「不務實、理想性格過高」這類的老詞，就不必理會啦！既然他們「務實的」背離「過高的理想」，就讓他們「務實」到只見選票，「務實」到只會對著媒體呵呵的笑好了。

    選舉運動若會吃人，那麼要在社會運動裡維持「純淨的空間」也是困難的事。反對選舉運動不等於反對「政治化」，反對根基在舊日的社會關係的政治過程，也不代表要將「政治」剔除在社運的「純淨空間」之外，因為它根本就剔除不了，這不是導致對「政治」厭惡，從此社運歸社運，政運是政運二分的奇妙想法，就是擋不住選舉運動一波一波的侵襲與包抄。

     堅持社會運動就是堅持改變傳統社會關係的政治運動，若有人把「堅持」搞成圍個圈圈，禁止「政治」通行，那就令人難以理解。這不僅無法面對所謂的「政治事件」，無法提出一定的策略與看法，更無法透過運動改變公眾的政治過程，於是成了孤臣孽子，玩玩人的緊張關係保護自己可以挺在行的，面對「政治」變遷可就傻了眼。搞運動又非「批判」，可不能老是說：我們不要什麼！(這是錯把「前現代」當成「後現代」的人的說法)卻沒說：我們到底是什麼！要什麼！怎麼做！

    對抗選舉運動，光空口就無憑，它只能以社會運動(也是政治運動)來反對，社會運動不排除選舉，排斥的是依著父權的社會關係的選舉運動，「選舉」與上述所言的「選舉運動」是兩碼子事。社會運動參與選舉又如何，若是透過選舉將社運的力量集結與突破，所建立的才是台灣民主的真正根基。

    更進一步說，社會運動就應當面對選舉，否則就只有坐看右邊的傢伙們不斷對咱們攻堅，徒然新亭對泣，自是有山河之異；但這也不是鼓勵大家矇著眼睛瞎選，一不小心又掉入選舉總路線的陷阱。我的意思是，這當中沒有等待的空間，但要打什麼戰術，卻無定法。這當然也不是少部份知識分子面對選舉而已，而是真的要透過選舉讓父權的社會關係碰上民主的操練！

    說來好像又在宣傳另一套「選舉總路線」，但是我們清楚，根基是在社會關係的改變。我們既無法以「等待社運力量強化，再政治化」的靜態觀點面對世界(等到那時候，人家力量又比我們強了)，又無法適應右邊傢伙們一副要吃掉人的尊容，那麼我們就應該不怕選票少的壓力，並且在運動的日常中就要「政治化」，例如：工人不應只是被雇者，同時應該是積極的政治份子；工運不能只會要錢，而是要能「發展」(不僅是被「給予」)成套的政治路線。

    當然，不要想與選舉運動的野狼合作，那保證選上也必然分裂又內傷，要結盟的是真正的社運團體，而不是地方派系，要提出的是對任何議題的看法，不是只搞否定；至於高空裡飛來的那一頂「投機政客」的帽子，就無可無不可的笑納吧！

資料來源/《野百合通訊》第六期，1994年5月出版

重新打字/曹祐嘉

校訂排版/解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