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剛剛提到自由化這個說法的問題，意思是說如果我們要談的是一種趨勢，那要說明這個趨勢有那些特徵。如果要談的是一種制度上的變革，那我們就要詳細地從制度來看。剛剛尚志所說的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的「自由化」，很多如果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其實是「地下化」。那這個地下化和自由化我們要怎麼談？我想問的是說的「自由化」，不管是政治上的字一，還是經濟上的自由，是不是從古典的自由主義的觀點來談的？因現在這樣的時空，令人想起18世紀自由主義的種種現象，這樣的類比會產生危險。
我比較會想要談的，或者這幾年來思考的結果，想要反省的是三月學運對學生運動產生的意義。我覺得若愚剛剛有個想法很有趣。要談三月學運的意義要結合著學生後來怎麼發展。就是它的意義跟後來的發展有很大的關聯，這些關聯包括細到後來野百合像不見了時學生的態度大到全學聯的政治、外交關係等。我覺得這些都足以影響我們今天來談三月學運的意義。當然同時也要評估外界對三月學運的看法。在那時學生群眾一下膨脹那麼快，也有人提出「學運元年」等，但是當時在那樣的情境下，我們怎麼去評估，思考我們的未來，從現在來看，我們到底要怎麼樣？我們當初認為三月學運的意義和現在的差別在那裡？大家給點建議吧！
如果把三月學運擺在學運本身的脈絡下
就有很多主動性去填充
斐琪： 為什麼不談談三月學運本身？比如說三月學運本身的空間，有一種說法是這樣的：其實那不是台灣本身主觀創造出來的，是相應于六月學運在大陸發生所創造的空間。而這樣的空間創造出這麼多的群眾來，這對台灣的學運而言是什麼意義？那大家在談三月學運在政治上的意義這對一般的學生來講根本沒有什麼意義。四大訴求的提出，根本不是在場的學生要提出來的，而只是一群學生。所以我覺得學生在這裡已經區隔開來了，有一群學生比如說決策小組，和大部分的學生是不一樣的，那三月學運對他們而言意義到底是什麼？如果台灣的學運可以繼續搞的話，重要的是那群只參加過三月學運而後來就不再參與學運的人為什麼會這個樣子？這是我比較想知道的東西，而不是剛剛大家所談的那些。那些對你們而言才有意義，對大部分的學生根本沒有意義。
若愚： 我試著把我的意思講清楚。我們現在在談三月學運時，有一點不能忘記，我們都還是當事人。對我們而言我們不是要去討論三月學運客觀上到底造成了什麼改變而已。同時它包括三年來我們作的種種的一切，而變成了現在這個樣子。我們要談談我們希望三月學運後的學生運動變成什麼樣子？期望三月學運對往後的學生運動有什麼意義？
添圍： 題綱設計得不好，害得大家的討論變成這樣。不過我覺得大家的討論還是很有意思的。希望大家能簡短地說一下自己的想法。
東洪： 我個人在三月學運時情緒很高張，好像學生可以藉此展現一下什麼東西。這個東西可能很模糊，但是卻有很多想法，這些想法可能有很多人可以做，比如說有些女孩子就試圖去組織那些女學生，有些搞劇場的或搞藝術的就會設法讓廣場更加藝術化、豐富化。當時我也的確抱有很大的期望，覺得三月學運有很大的可能性，可能會改變台灣的一些事情（非只有政治上的）。當然我們在檢討三月學運時，會覺得應該有人提出運動發展上的策略，或者分析當時的政經局勢，同時也要有人留在基層，進行組織規劃或訓練。但是就我目前所關心的，我會覺得一個運動沒有文化是非常可惜的，在六、七天中學生的確十分苦悶，沒有任何新的形式被創造出來，總是在舊的框框內做事，那如果在未來十年內有同樣的事情發生，那我們是不是會犯同樣的毛病。如果我們從文化這樣的觀點來看過去，我不覺得三月學運是個好的運動，我覺得一個運動應該是多元化，非常活潑的。如果再過兩年，三月學運五年後我們還是這樣在談問題，那怎麼樣讓現在在搞運動的人有個前瞻性。如搞完運動，他們發現所有的人都集中在政治部門，那我們怎麼樣去說服他們，三月學運是場政經改革的運動？那你怎麼樣去說服他們說，三月學運的野百合不僅作為一個象徵而已，而是花費了藝術學院許多人的心血？怎麼樣去說服那些搞藝術的人來參與運動？喜歡玩音樂的人，你怎麼告訴他在運動裡有許多好玩的東西？搞婦女運動的怎麼去參與高度政治化的議題？
那時的敵人是誰？今天變成什麼樣子？
我們今天到底要做什麼努力？
致平： 像東洪所談的，原先也在我們的考慮之內。但是之所不在這個討論會談，因為擔心這樣做，要邀請的人太多了。如果就過去作為決策小組的一員，現在聽到三月學運的意義是替小資產階級打開政治空間，其實是蠻幹的！我覺得應該把當時種種可能性談出來，看看究竟是什麼可能性。我覺得從這方面來講，三月學運的確也有成功的地方，而且並不是事後之見，事實上小資產階級的政治空間會不會這麼快打開，三月學運的確是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我剛剛談過，當時在KMT手上有各式各樣的方法：譬如說從廢臨時條款到申請大法官解釋臨時條款，或者由局部的改選來達成全新的國會，這都有可能，可是每一個作法所引起的結果是不一樣的。從政治議題看，那時候我們提出解散國大和廢除臨時條款是非常具有前瞻性意義的。這個意義除了廣泛地稱之為自由化和民主化以外，我們也可以從許多制度化的層面看到說，其實有那麼多空間如果真的能夠打開的話，那我們也能夠進一步去談在那裡面各式各樣的東西。當然，很遺憾的是說，在當時運動的情勢之下，不管是群眾組成或是社會局勢來講，三月學運當然不可能發揮那麼大的威力，除非真的革命成功了，不然很多時候，即使是在制度上的成果，也都是統治者在和敵人鬥爭時所製造出來的而已，如果從這個觀點來看，我們對于任何運動的成果當然都會非常悲觀。可是不可諱言，三月學運在政治上它提出很多可能性，同時也包括在經濟上我們一直想要去對台灣重大的經濟決策進行的鬥爭，都一直沒有被實行。所以，從今天再來看這麼問題的時候，我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一段歷史：當時的學生運動到底要不要參加新國會運動，到底要不要作尾巴主義的爭論。但是當三月學運呈現出這樣的結果，以及今天新國會已經完成時，那到底新國會運動是個結束，還是一個新的開始？我覺得這是個很重要的問題。在過去的新國會運動已經結束，現在的國會只剩下一些枝枝節節的問題需要去填補或者修改，已經不再具有廣大的意義了呢？還是現在的國會是站在後者，我覺得當初所提到的主流派和非主流派的分法，如果我直接把它看成是人脈的、省籍的、老舊的區分的話，那麼台灣的轉型，就有很多問題需要去談，是從什麼型轉型到什麼型？事實上，我們今天就是在台灣正在轉型的過程當中，正好也就是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們才有可能進行著許多努力，如果忽略掉這一點的話，在人家結構已經很緊密的時候，你要去談什麼運動？那只不過是以卵擊石的空想罷了。今天我們在談這個問題時，我們就必需談清楚，我們今天到底要作什麼努力？那時我們的敵人是甚麼，今天變成什麼樣子？我想我們必需去解釋，當我們去從事一場運動時，我們所設想的運動是什麼？這個層面跟自由化和民主化這個層面的談法是不一樣的。我們可以看到，在非主流派這個集團當中，包括新國民黨連線的一些人，他們提出來的一些想法，有關于一些黨內民主的，有關于一激進民主的，這樣的事情是不是意味他們在未來在進行一場新國會運動4很令人懷疑。我們必需把這些事情談清楚。
東洪： 我有個想法：如果我們要在野百合通訊三月學運的意義，用一個座談會想要統合大家的意見，我覺得十分不恰當。如果要把它做得好的話，不要只從學運團體的觀點去談三月學摁。比如說，我有一次碰到一個舞蹈者，他跟我說三月學運讓他最感動的不是去了那麼多學生，而是有一天下雨，學生把睡袋晾在國家劇院的欄杆，他很驚嚇地說原本二個象徵神聖的藝術表演的空間，只是由于學生想要幹什麼就改變了這個空間的暫時意義？如果我們要談三月學運，應該從這裡來談，比如說有些人對政治問題看得比較透徹，那就由他來談這三年來在政治部門是怎麼樣運作的，社會運動在這三年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這樣談三月學運，我們就是把討論做了一個起頭。這樣的意義的重塑我認為也比較具體，具體是說，有許多人都參與了運動，這些人從不同的觀點、角度去詮釋他的意義，總比我們用題綱來談所做出來的整體來得還好。另外一個原因是：如果野百合通訊每一期都用這樣的方來辦座談，我不曉得能夠辦幾期？我不相信所有看野百合通訊的人都對政治議題能夠保持那麼高度的興趣。
紀舟： 我比較想談的是，三月學運完之後政治經濟局勢有了什麼的變動？我們的因應對策是什麼？尤其是政治局勢和議題？這我比較在意，因為現在在校園內的學生，他們都不曉得要幹嘛？我們在思考我們的政治路線，以及在我們大部分的人都即將投入政治部門的時候，這些想法如何帶入校園？以及如何被實踐？同時我想在座各位也常在想，運動的成果如何避免政治鬥爭或政治體制吸納進去。但是我覺得在這個問題的前提下我們實踐的路線尚未形成。如果這樣，校園內的學弟妹在看我們的同時，會不曉得自己的前景在那裡？如果連我們自己都不曉得如何摸索，或者連我們自己都不能告訴自己，那怎麼樣告訴學弟妹該怎麼做。我覺得我們有必要重新去告訴他們三月學運是甚麼？剛剛的討論還是讓我覺得很模糊。
斐琪： 我之所以不願意將三月學運擺在憲政改革的脈絡來談，我覺得學生對于政治改革的撞擊並不是那麼主動的，如果大家把三月學運擺在學生運動本身的脈絡下來看的話，它就有很多主動性可以去談，去擴充。可是我覺得三月學運最大的問題是，許多學生的社團慢慢在萎縮，三月學運時爬到最高峰，接下來就沒有了。現在很多學運社團變成只是少數幾個人，那到底三年來是怎麼搞的？是每個組訓者不會組訓的原因嗎？如果三月學運當時可以那樣搞的話，為什麼現在不能？這之間的改變到底是為什麼？所以我才不想從憲政改革的脈絡去談它。
尚志： 我覺得很抱歉，剛剛在談三月學運時，好像是在天上看著地上的事情去談它。不過，我最近很深刻地感覺到，如果人們不能很明確地去認清擺在他們面前的事實的話，你絕對沒有法去堅持你的理想。
若愚： 剛剛我們在談的是三月學運該怎麼談，我想請問主辦單位這場座談會的紀錄，要用什麼方式整理出來？當然這不僅是主辦單位的問題，也是大家的問題。剛剛的討論對我有些觸發。我從兩個方面來談。對我而言重要的不是三年前發生什麼樣的事情，而是這三年發生什麼樣的事情。也就是三月學運本來可以變成更有意義的，那為什麼現在變成這個樣子？另一方面，東洪的話對我而言還是深具啓發。可能也是這三年來我花的力氣也是在文化方面的問題。對我來談，三月學運那時，甚至到現在，在討論野百合的那七個小時，是最激烈，也最深具意義。可以是野百合製作後被當成現成物來理解，當時討論過程甚至在野百合塑像的搬運過程這中間所引發的種種意義都被後來用不塑鋼所塑成的野百合給人的意義所取代了。野百合被用新的，不同的意義去理解，它重塑或引導了新的意涵。我們編野百合通訊時當然是希望現在在搞學運的學弟妹都能看，如果我們只談三月學運是怎麼發生的，怎麼能吸引他們去注意這個問題呢？
勇言： 澄清兩點，第一點，我還是比較遵守題綱來談的。第二點，我比較不感性，當談到這些問題時，無可避免地著重在政治經濟方面。我做一個簡單的小結。三年來，小資產階級上了談判桌了，是不是有弱勢階級的空間，這是要注意的。
威霆： 我覺得談三月學運的意義也許可以沒有結論。東洪所提的文化方面的問題，讓我十分震撼，就我在三月學運時個人的狀況，會認為自己是一個精神分裂的人，分裂成兩個部份。一部分是擺在一個動盪的大的局勢裡面，每一部所作都有可能影響到全盤，那些影響我認為是十分重大的，所以必須小心翼翼。可是另一方面，第三天的時候，我們一些人在談60年代的一些文化創作的問題，覺得廣場上為什麼這麼死板，應該創造出什麼東西。之後我和一位朋友的想法有非常大的差距，他在想的幾乎都是運動必然有一些影響，如果因運動而造成一些改變的話，那到底是要讓誰來收割，獲利？而我在想的幾乎是，我覺得學生幾乎沒有創造出一些比較會有創造性的文化出來。這兩年來又有一些新的看法，我覺得要有學運的話，應該在文化上有一些新的創造。之後，我又不這麼覺得，像60年代的學生運動，基本上是反傳統，可能是創造，可能是破壞，但是不管是如何，純粹地反傳統是不可能的，因為反傳統之後，人還會考慮到一些東西，比如說責任等等，這個時候，人是牽涉在一個很大的經濟和政治的脈絡內，比如說，一個反叛的音樂，他要反叛什麼東西，背後代表什麼意義；一個不鏽鋼的野百合，它要花多少錢，這些問題一想下什麼，也許最高的理想是關于人性的，文化的。但是運動過程不免都有政治的影響，或是社會的效果等等。
斐琪： 三月學運的刻板的形式五月有了一些改變，開始有小蜜蜂和宣傳車的出現。今天來看三月學運，我認為它是個起點，這是就一個大規模的學運而言的，之間大家在分析三月學運在台灣經濟的意義，我覺得那很重要。但是如果今天談三月學運只能談到它在政治上的意義的話，那正好證明了當時的決策小組只是少數。三月學運完後，一直到1991年三、四月，我一直在輔大的土地劇團，我在想是不是有一批人在做這個東西？我想有的，而且在三月學運前台灣就有一批小劇團不斷地發展，他們也關心台灣的社會問題，可是他們一直用不同的形式在展現。不一定要有一個具體的結論，也許這場座談會就讓大家了解，這三年的學生到底在幹嘛，在校園內發展出了那些形式？他們為什麼這樣做？至于關于政治經濟的分析，就由幾個人討論，把它寫成一篇文章就好了。讓校園內的其他學生看到。因為並不是每個學生未來都會和各位依樣。而且這也牽涉到學生的反省能力到那裡。
添圍： 先澄清幾個狀況，等一下第二、三個題綱大家可以和在一起討論。其次，我不覺得這些人有進入政治部門。因為在座的人離政治部門還差的遠，我不是說他們跟政治一點關係也沒有，我的意思是說，進入政治部門對學生運動而言是一種惋惜？感慨？還是一個不好的評價？
今天的討論雖然不見得有什麼具體的結論，但是我想總是遺留下許多問題促使大家去想想。比較有趣的是：有些人去當國會助理，有些人還留在學生社團，今天的討論正好反映大家在這三年的一些轉變。同時我們不可能把三月學運的意義全部找回來。我們現在繼續討論第二、三個題綱。
一個全島跨校組織
沒有各校基層實力必然遭受挫敗
致平： 三月學運當時和之後，關于全學聯的組成和之後的運作，我有一些想法：是如何把學運的力量集中起來，而不是把學運的組織集中起來。三月學運本來就是一個異質性很高，而突然有一個機會讓大家聚集起來的機會。其實在當時一個比較好的發展，是應當去容納不同流派，不同的意見。只是問題在于如何把它集中對外展現。本來在思考全學聯的如何運作，組織過程，以及和各校園的關係時，都暫時不去構想一個十分成型的組織。所以後來看到因為某些因素全學聯不得不和台大的某些學生或社團分裂時，我覺得不是很恰當，本來把全學聯當作一個組織嚴密的團體就不是很恰當。當然後來的情況是有一些轉變。我想那後面再談。
斐琪： 為什麼校際串聯串到後來，看不到什麼成果？
致平： 談到如何去創造全學聯時，大家有一個一致性的意見，要用運動來創造，而不是用串聯來創造，當然它也造成了一個後果，就是動員過度頻繁，造成大家無力去經營校園組織。過去學生有許多嘗試，但是從來沒有像全學聯那麼具有公信力。第二個是說組織也許可以存活很久，但是公信力卻必需不斷地努力去創造，否則就很容易流于媒體上的校。本來可以集中在組織或學生的資源，就統統集中在個人身上。
威霆： 第一，為甚麼三月學運完後學運會萎縮？因為在那時許多社團的主要領導人都已經大四了，這是很致命的，因為年輕的幹部可能沒有情感上的基礎，做事的方式也不一樣，他們是比較分散的，不像我們有基礎比較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三月學運完，沒有有效地將年輕的幹部集結起來，雖然有辦過一些營隊，但整體的效果也不太好。另外，我個人的感覺是全學聯從一開始就不是一個很緊密的組織，全學聯在這裡暴露一個問題，因為有太多學校的組合，不像台大只有單一一個學校，平常的聯絡就很不方便。聚在一起時不是辦座談會，就是辦營隊，回去就又各搞各的，沒有聯絡本來就會造成組訓的困難。這當然牽涉大家對全學聯的看法。再加上全學聯一開始就被貼上不好的標籤，比如說當全學聯宣布成立時，有教授就希望全學聯能持續監督國是會議等等任務，這些外界的期望，顯然已經把全學聯規定某個路線了。所以全學聯一開始就因此而沒有一個好的發展空間。接下來談一下東吳的狀態，三月學運對我們而言是比較不利的，由于學生群眾膨脹太多，造成錯覺，而去攻佔學生會，學生會攻佔下來，人就死了一半。同時三月學運好像一個斷點，分裂成第一代和第二代，就歷史的參與感而言，現在又碰到另一個困境：一、二年級的新生，他們根本沒有參與過三月學運，而且環境也不同了。他們找不到施力點，也不知道該怎麼辦。當我們跟他談三月學運的歷史時，他們只覺得是一段故事而已。
回過頭來談全學聯，一開始的錯誤在于沒有釐清全學聯要怎麼運作，缺乏一個有效的聯絡人和聯絡管道，那麼多學校要聚在一起根本是不可能的。
致平： 嚴格來說學運衰退不是一個很準確的用詞。我覺得學運串聯是第二位的。我們應該把校園的組織和校際串聯結合起談。每一階段校際串聯的用意是不同的。比如說在大革會時代的校際串聯是為了要協助各校校園組織的發展。所以那時大革會的重心不是擺在大學法要怎麼修，而是擺在要用什麼樣的議題，讓各校能夠動，把各個學校的團體都能夠帶起來，動的方式包括協助各校搞運動，提供一些物資和人力的資源，甚至是讀書會和組訓的資源。這個為例是要說明在談校際串聯時要結合各校的狀況來談，要看到現在各校發展的困境是什麼？要如何發展？各校的差異如何？這是一個層面的問題。按照以後的經驗不管以學生會的方式，以社團的方式或者以地下團體的方式都有不同的生存樣貌，不同的生存條件。比如說校園的經營已經擴散到幾個面向，同時已取得一定的成果，那這時拿下學生會才有可能去擴大反對陣營。如果從這樣的觀點來看的話，那校際的組織就有一個任務，它怎麼樣根據各社團的發展去調整自己的體質，和資源的運用方式。
另外一方面，校際組織無可諱言地，一定有它的對外關係的樣貌。社會各界存在著各式各樣的存在，這裡牽涉到的是，如果全學聯有一群核心在運作，是不是能夠把組織發展階段的需要，訂出明確的發展目標。從這兩方面來看，全學聯從誕生開始就一直處于不利的狀態之下，一個勉強的聚合，資源勉強的集中，社會高度期望而組織混覓的情況，全學聯的過去都值得好好檢討。
紀舟： 全學聯為什麼沒有辦法組織化？全學聯從90年5月組織化談了一整年。有很多部份是人的問題，不僅只是情感的基礎，還包括意識形態和路線的爭論，同時這些也無法落實到各校基層。另外，在90年三月到五月之間大家在提的區域發展，因為事實上要將全島的校園整合起來，還包括一些新興社團，是相當困難的，所以才建議以地緣上的區分，先將區域的學校整合起來。同時這也包括了運動上路線的思考，在中區，像靜宜、中國、逢甲在運動上是可結合，雖然他們台獨的傾向很濃。像逢甲後來跑到民進黨，靜宜跟台教會很熟，只是在結合的過程中一碰觸到核心的意識問題，就會使議題的結合不是那麼順利。在區域發展中，我們所要求的僅僅只是在運動上的合作，還是藉由這過程中能進一步去使路線發生影響？
勇言： 如果先從組織去談的話，其實全學聯一直不是個組織，沒有扮演人和組織應有的功能。從90年的全學聯臨時會成立開始，就只有開過校際會議而已。其實全學聯的組織問題在于各社團。各社團的組織作得好不好，每個社團都有不同的原因。嚴格來說是在獨台會案以後，除了重大的政治議題之外，並沒有其他的議題、空間供全島的學生進行串聯。所以校際串聯，我們可以兩個方面來檢討：第一個就是意識型態上的對話，並沒有足夠的管道。因為我們主觀上期待用運動來串連，而忽略了對話的空間，或者在全學聯的即有的框架下（校際會議）缺乏正式的管道來談彼此的路線問題，在這種狀況下更加深了全學聯只有在議題的結合下，才能有運作的條件。目前學運的衰退和缺乏運動空間。當然有外在和內在的條件因素，外在的條件居多，我個人的看法，三月學運以，前各校園經營的狀況普遍不好。三月學運之後到台獨會案之前，每逢重大的爭議事件，各校每每都會動員出令人嚇一跳的群眾來。可是學運的組織卻一直都沒有擴大。也就是因為如此，學運無法去經營一個長期而具有效率的串聯組織。所以它很容易變成缺乏議題，就連校際會議都開不起來，同時校際會議規模的大小和成功與否，也端視議題和外界壓力的大小。
再者，由于各校基層社團的發展，在這幾年來情況不一，有必要擴大各校之間的交流，看看各校是如何經營基層組團體的。否則常會出現有些學校在遇到事情時常找不到人，不然就是臨時動員到的。在三月學運前存在的社團，有些現在持續成長，有沒有變化，有些突然消失了。這個狀況有必要作進一步的了解。一個全島的跨校組織如果沒有各校的基層實力的話，那必然會遭到挫敗的。
致平： 我想修正一下，在九二八大學法遊行前後，學運社團可以說是靠理念，而三月學運之後似乎就只能靠運動來整合。
勇言： 我看到的社團都差不多，有些社團拉進了新的人，有些社團跑掉了一些。或者是因為分裂的緣故而…。
致平： 那個時候為什麼會去選學生會，是因為有幾個想法：那時候在各校可能會冒出來的力量可能多而且雜。我們可以藉著進入學生會這個行政部門來統合這些力量，當然這個想法在現在值得再檢討。另外如果有一個學生會的話，其實全學聯就可以做為一個運動的招牌，作為學生運動的旗幟。而學生會可以作為在意見上或者其他方面可以發言的機構。
勇言： 三月學運之前，法商很熱衷學生會運動，三月學運完後搞完後，我們就放棄了。
致平： 我的理解是法商一直在搞的是無政府的學生運動。
勇言： 校際串聯組織的缺點，一直是沒有專職的校際幹部。
致平： 無論怎麼談，學校的社團還是最根本的。
威霆： 我也不同意三月學運完後學運一直在萎縮。但是有一種現象是，人都很散，平常的組訓活動要來不來，只有遇到議題時他們才出現。組織和運動是不一樣，運動比較動態。比如說獨台會案時，靠組織工作動員來的有近百人，當然實際來的比這個更多。有一群人他們不想留在火車站過夜，只想每天來火車站衝撞。運動好像是宗教祭典，全學聯就像是一個圖騰，圖騰一出現，就使得群眾的心理亢奮起來。但是問題在平常的組織工作還是要持續地做。
另外一個問題是議題方面：全學聯一開始似乎都圍繞在政治議題打轉。但是奇怪的是政治的議題，似乎無法使組織龐大，總是只有少數的積極幹部在關心。同時在校園也發覺議題愈來愈難找，因為現在變得十分開放，校方做得似乎很公平，我們在雞蛋裡挑骨頭，還不一定會找到骨頭。於是我們開始想說，是不是搞一些社會議題。但是社會議題也很難搞，如果我們在校園裡樹起打倒資本家，那絕不會有什麼回響。問題在于社會議題經營的成果很難校園內擴展。我不知道非政治性的議題在各校的空間如何？難道只有政治性的議題才能夠動員到學生嗎？
勇言： 提到社會性議題，我並非那麼悲觀，去年的1112三法一案大遊行，動員的人數和獨台會案差不多。
致平： 三月學運前後，發惠有提出一個看法：學運應該作為社會運動的黏合劑。但是在實際狀況呢，比如說在反軍人干政聯盟時，外界都把它看成學界和社運團體的聯盟，也就是他們把學生當作和教授一樣是學界的團體。但是後來我們並沒有和自由派的教授結合。另一個問題是為什麼自由派教授在反軍人干政聯盟後就分裂了？事實上，如果當時和自由派的教授作適當的連結，那後來的狀況也許就不會那麼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