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主性群眾、無架構、野草莓、323

雜文：自主性群眾、無架構、野草莓、323

        「自主性群眾」或者按照鄧丕雲書中的用語「校園群眾自主動員系統」，是1990年野百合學運後、對於校園內的學運幹部很重要的問題，鄧丕雲在《八○年代臺灣學生運動史》的書末提出，在野百合學運後出現的自主性草根群眾，其實對校園的組織者產生難題：

校園群眾自主動員系統的形成，因為組織化的程度不夠，呈暴起暴落的型態，而且在代表權上往往又為學運團體所壟斷，在學運團體平時草根經營不足，無法吸納這些群眾，在抗爭時，由於群眾是自主動員的，往往與學運團體間有微妙的緊張關係。

（鄧丕雲 1993：391）

       

 談到「自主性群眾」、「無架構」等議題，很多人都會提到當年陳信行翻譯的「無架構的暴政」一文，可是其實1990年趙剛在〈論現階段無住屋運動的理論與實踐：社會學的批判〉一文中，就已經對當時臺灣的社會運動實踐有類似的描述了：

運動的參與者沒有一個輪廓鮮明的群體認同感，也沒有內部的社會溝通網絡，因此運動「動員」成功，也不過只像是戲劇的叫座。你不能說演員的動員能力很強，最多只能說媒體和宣傳配合得好罷了。……而媒體的角色，在無住屋運動以往的大型的群眾抗議活動中，恐怕要比在其他社運的集體行動中所扮演的角色還要重要。

（趙剛 1990：67）     

把這個描述拿出來印證到白衫軍、紅衫軍或很多其他的運動，可以發現類似的性質一直在重複，尤其是中正廟模式的學運，2008年時野草莓學運時中正廟廣場上非常鬆散的狀況，鄭中睿曾以一個非常圖像化的文字描繪出來：

對散眾們而言，廣場是個愛來則來、想去則去的開放空間。下課、肚子餓、睡不著，來；打工、天氣冷、想睡覺，去。

每逢平常日，廟前的景象便是白日景物蕭條、人頭稀落，僅幹部們固守現場苦撐；傍晚之後，才見人群逐漸湧現。但由於散眾如鬼魅般飄忽不定的物種習性，今天來的和昨天是不是同一票沒人說得準，此刻在場的明天到不到誰也不知道。

有責者無權、有權者無責，如此這般，野草莓的直接民主注定是一場悲劇兼鬧劇。（鄭中睿 2009：6）

        其實包括1997年的菅芒花、2004年的孤挺花，都有類似的狀況，這似乎是「中正廟模式」的宿命。「無架構化」看起來好像不是什麼大問題，或者講白了，臺灣的大學生本來就是一群生活鬆散的動物。可是如果把事情聯繫到323行政院事件的話，就顯現了一個非常殘酷的現實。這樣子無架構的狀況，當你是白衫軍的一員，在抗議台灣軍隊的管理不當的時候，是有效的。但當有一天你突然進入到行政院這樣國家的權力中心的時候，國家真的跟你認真起來，用鎮暴警察的國家暴力強烈反擊的時候，你是一點反抗力都沒有的。到現在打人的警察你一個都抓不到，即使打人的警察的相片在網路上都看得到。

          如果是在阿拉伯，有人被打死了，會發起阿拉伯之春；如果在香港，有人被催淚彈給打了，會發起一場雨傘運動，持續抗爭好幾個月；但在台灣323行政院事件中卻沒有產生任何後續效果。我覺得我們真的要認真反省這個事情，看這樣子的組織模式到底好不好？因為323是一個充滿血淚的教訓，到現在有誰被處分了？我們可以反擊嗎？沒有！那麼野草莓也好，或者太陽花也好，或許學運其實都只是在國家權力面前打擦邊球。但當像323行政院事件這樣子真的有機會佔領國家權力中心的時候，面對國家機器的總動員反擊，根本就沒有能力反抗！！那到底臺灣學運的革命性、改變臺灣社會的可能、或者說臺灣學運的力量在那裡？

       現在很多人談起學運、社運，就在高談網路時代的自主連結，強調社群、非正式化網絡的重要性，但是扣連到從1990年以來的學運、社運實踐的歷史，甚至聯繫到323行政院事件的悲劇性場景，我覺得這其實是一個必須深刻思考面對的沈重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