徘徊在揚棄與模仿之間：中正廟模式學運的歷史分析（一)

徘徊在揚棄與模仿之間：中正廟模式學運的歷史分析

（原文發表於2009年5月9日，第五屆政大社會系研究生論文發表會」）

摘     要

本文嘗試對於1990野百合、1997菅芒花、2004孤挺花…等等數次發生在中正廟廣場的學生運動，進行一個歷史性的觀察和分析。本文認為在1990野百合學運之前，台灣的學運其實是呈現多元的面貌，而非完全被國家政治議題所壟斷。「野百合學運」為台灣學運建立了正當性，使得學運社團和學生可以主動在校園內積極活動，但同時也把「如何進行校園組織」的問題，拉入了台灣學生運動的議程中。往後發生在廣場上的學運，就在對於「野百合學運」自覺或不自覺的模仿、反省、抗拒的過程中來回徘徊，但始終克服不了「組織」（包括廣義或狹義的，做為動詞或名詞的）上的限制而功敗垂成。

由於「組織」上的限制，也使得發生在中正廟廣場的學運，始終擺脫不了「以學生為代表的全民請願運動」的性質。學生在廣場上只能成為表達整個社會對推進民主改革、建立合理政治結構的期望的工具，而無法利用自己的力量，影響台灣社會前進的方向。學生在中正廟廣場上發揮的是做為符號的功能，而不是推動社會改造的實質力量。是一個因為學生缺乏特定社會屬性，而表現出超然於現實利益鬥爭，代表純粹的理想與道德的符號。

一切已死的先輩們的傳統，像夢魘一樣糾纏著活人的頭腦。當人們好像只是在忙於改造自己和周圍的事物並創造前所未聞的事物時，恰好在這種革命危機的時代，他們戰戰兢兢地請出亡靈來給他們以幫助，借用它們的名字、戰鬥口號和衣服，以便穿著這種久受崇敬的服裝，用這種借來的語言，演出世界歷史的新場面。

---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

一、前    言

台灣的學生運動在日據時期以反帝、反殖民、反封建的議題初試啼聲，而後逐漸發展，在1949師大四六事件後，一整個50年代的白色恐怖撲殺中逐漸銷聲匿跡。在60年代時因為島內以及北美的保釣運動而再起，透過70年代部分學生個別參與《夏潮》、黨外運動而得到思想啟蒙，於80年開始突破政治禁忌，在組織和活動規模上有大幅度進展。在90年的三月野百合學運後，台灣的學運取得了正當性，不再被視為會導致亡國的洪水猛獸，並逐漸往前發展邁進。[1]

1990年三月的「野百合學運」不論對於台灣社會，以及學運本身的發展都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但是目前關於台灣學運完整的分析與記錄，也只到三月野百合學運為止。出版於1993年6月，由鄧丕雲著的《80年代台灣學生運動史》」是到目前為止所能找到，唯一對台灣80年代後發展起來的學生運動，企圖進行完整全面的記述的著作。

同時這幾年因著媒體炒作，出現大量以「世代建構」做為青年身份的詞彙，而有「學運世代」這樣的稱呼出現。和這個稱呼同時出現的，則是對「學運不再」的惋惜，彷彿台灣的學運已成為一種過去的理想、只能作為「過去完成式」而緬懷。而2004、2006兩場發生於中正廟[2]廣場學運的失敗，似乎又更確認了這種印象[3]。

卡維波等人曾指出，這種學生運動「向下沈淪」論的想像，背後其實是一種歷史失憶症：

晚近學運的回顧論述幾乎不約而同地將台灣學運史終結於野百合前後的1991年﹐然後跳接到2004年的孤挺花學運，中間十餘年台灣社會政治整體的真正狂飆中卻只留下學運的空白記錄…。[4]

 如同卡維波等人所批評的，這種以「野百合學運」和「中正廟廣場」為中心的學運視角，忽略了「野百合學運」（或說80年代台灣學生運動）內部的多樣性，也忽略了90年代不同性質的學生團體，在進行校園組織工作時所面對的挑戰。從九零年代進入到二十一世紀的台灣學生，彷彿是一個空白的主體，被國家民族的愛恨情仇召喚來挑戰巨大的風車，台灣學運的內容只剩下對「野百合學運」的模仿與嘲諷。

但是另一方面，即使中正廟廣場一再上演情節類似、結局相同的戲碼，但不論是廣場學運的參與者或是凝視著學運發展的社會大眾，都未能從歷史的角度去深入理解曾經在廣場上發生的事情，而往往是從個人的期待和慾望出發，從歷史的片段中揀選自己所要的部分。在「野百合學運」當時以及其後，在中正廟前進行的學生運動所遭遇到的侷限，也因此難以得到完整的說明，從而使得後來的參與者不斷遭受到歷史的懲罰。

「回顧歷史的目的，不就是要重新回溯，汲取力量」（郭紀舟，1999），本文希望透過歷史的比較分析，對於中正廟廣場學運的模式建立起一個具有整體性的觀點，從而中止歷史的悲劇（鬧劇！？）不斷發生。[5]

二、80年代台灣學生運動的萌芽

根據鄧丕雲的研究，1980年代的台灣學生運動，大致上可以分做三期：

在1980—1986年的「醞釀期」間，呈現的是台大的校園運動「一枝獨秀」的狀況。主要是以爭取學生活動中心總幹事由全校同學普選產生、學生刊物在發刊前不必由學校事先審查的言論自由為議題。這並不表示其他的學校並沒有類似當時台大學運的學生行動團體，然而在主客觀情勢的限制下，如輔大、東吳、北醫、及中央等，雖也出現了偶發性的學生抗爭或要求改革的行動，但是都如曇花一現一般，在黨國政治的校園控制體系下瞬間消逝。

在這樣的內外環境下，台大學生曾經發展出80年代學運的第一個抗爭策略--「事件化理論」，認為在校園戒嚴體制下，一般學生無法清楚認識校園結構中許多不合理的現象，所以必須製造事件，形成與體制的衝突，以突顯結構的不合理，由此來喚起校園群眾對問題的關心，進而達到改造不合理結構的目的（鄧丕雲，1993：51--54）。

直到了1986—1988的「突破期」，由於校園內外環境的轉變，從南到北的許多所學校，都發生了校園抗爭，時間的集中以及涵蓋面的廣闊，使得校園運動成為普遍的現象（鄧丕雲，1993：60）。

關於這波學生運動的崛起，鄧丕雲認為雖然國民黨在1986後推動的一系列「政治自由化」的政策，為學生的行動提供了可靠的掩護作用，降低了其行動的危險性，給予學生行動和心理上的鼓舞。但是「政治自由化」政策並沒有普及到校園，當國民黨研擬五大政治議題，準備開放人民的言論、集會及結社自由時，校園還處在「特別權力關係」[6]的籠罩下，沒有做相應的開放。所以校園的自由化是學運興起的結果，而不是它的原因。學運反映了學生在政治開放後，試圖用自己的力量，讓校園的民主化能追趕上社會腳步的努力（鄧丕雲，1993：59）。

由於校園並未隨著社會的腳步開放，初期的學運參與者，在行動上必須承擔許多未知的風險，因而多採取體制外以及匿名的方式行動。而其主要的抗爭對象則是校園內的控制體系，包括校方行政機構與校園黨團。議題上主要是關於特別權力關係的規範、軍訓教官及政黨勢力退出校園、學生政府成立、言論及學術自由的保障等和校園體制改變相關的議題。學生們透過這些訴求，批判校園的控制體系，以求實現理想中的大學校園（前揭書：61）。

由於校園運動成為普遍性的現象，全國性的風潮，各個校內自發性的學運團體，也透過座談會與生活營等方式相互串聯，並嘗試參與校園外的社會運動，例如鹿港反杜邦運動。這其中一個重要的歷史事件是1987年7月「大學法改革促進會」（簡稱大革會）的成立，這個成立僅七個半月的團體，是八０年代台灣學運史上第一個全國學運組織，也可能是八０年代唯一有章程的校際組織[7]。由於各校運動的紛紛而起，台灣的學運開始形成不同的傳統，也出現了所謂學運中台大與非台大系統間的紛爭，使得初期台灣學運的整合失敗以終。

從八０年代發展起來的台灣學運總體來看，存在著兩個主要的傳統，一是由台大發展出來的，另一是由大革會發展出來的。從大革會成立後，對這兩個傳統間的差異一直有種種說法，收集起來真是五花八門，有「統VS獨」、「左VS右」、「人民民主VS民間哲學」、「草根VS精英」、「直接民主VS代議民主」、「社運VS政運」等等，幾乎種種台灣社會矛盾都反射到這兩個傳統上，而且成為流行的說法（鄧丕雲，1993：60）

1988年蔣經國過世，由李登輝正式擔任國民黨主席，成為黨國體制的最高領導人，台灣進入所謂的「後蔣經國時代」。80年代的台灣學運也進入了「蛻變期」，蛻變期的學運大約是從1988年的7月到1990年2月，也就是三月野百合學運發生之前。

鄧丕雲認為蛻變期的學運的變化，可以用「多元發展」一詞來涵蓋。這一方面是由於前一個階段的學運整合失敗，使得學運沒有一個共同的方向與組織，而趨於多元化。另外是由於國民黨推動政治自由化所打開的社會空間，使得各種新團體可以成立，並使得不同的議題有實踐的空間。而其中隱然浮現的是大學改造、社會實踐、政治抗爭三大運動場域。大學改造雖然是前一個階段繼承下來的議題，但在此時已擺脫法律制度層面的抗爭，而開始出現反高學費、大學社區、學生政府、劇場運動…等等新的議題、新的形式。社會實踐上，寒暑假固定的下鄉活動已成為學運規律化的活動。政治抗爭則主要在校園政治禁忌的突破上，如二二八紀念活動上。

回顧80年代台灣學運從突破禁忌到蛻變成長的過程，必須注意到過程中議題以及參與團體的多元性，除了政治改革議題外，還有爭取校內的言論自由、校園民主（學生政府），以及對大學生活圈的反省與思考、寒暑假下鄉的社會參與等等。不同的學校各從自己學校的環境脈絡出發，並向外尋找資源和串連的可能，從而會有學運整合、兩大傳統衝突的問題發生。

1990年的野百合學運確實為台灣學運創造了一個新的空間，但是回顧歷史，野百合學運的成功（如果稱得上是成功的話），其實是前面十年從台大到各校學運發展成果的累積。而在這個累積和嘗試的過程中，學運所關注的議題不是只有政治議題而已。學生透過在參與校園運動與社會實踐的過程中，慢慢建立起自己對社會的認識，並累積組織和運動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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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可以參考，陳福裕＜從反帝的人民運動到右傾機會主義＞，對這段歷史過程有個簡短但脈絡十分清楚的說明。該文刊於夏潮聯合會網站 http://www.Xiahao.org.tw/

[2] 「中正廟」是野百合學運時期學運團體對於台北中正紀念堂的暱稱，帶有批判、嘲諷的意味，本文沿用這個具有歷史意義的稱呼。

[3] 可以參考《學運世代：眾聲喧嘩的十年》，何榮幸，2001以及〈青春懷胎的理想主義—探懸歷史洪流中學運世代的軌跡與痕跡〉，范雲、吳介民等，2003

[4] 台社論壇，「慾望、青年、網路、運動：從反假分級運動談台灣社運的新形式」，2005年3月26日於台北紫藤廬。

[5] 必須要說明的是，這裡的「悲劇」不完全是在黑格爾或馬克思的意義下的悲劇。對於曾充滿理想投入廣場的參與者來說，因為對於現實和歷史缺乏理解，最後只能在無以名狀的強烈挫敗感中離開廣場，也是一種個人生命成長過程中的「悲劇」。

[6] 「特別權力關係」：在戒嚴時期有關各級學校學生之懲戒，均是以行政法上之「特別權力關係」理論為其依據，認為學生與學校之關係，屬於特別權力關係中之營造物利用關係，學校可以在無法律依據下，限制學生之基本權利，對於違反義務之學生，亦可施以懲戒，並且學生對於有關特別權力關係之爭議，亦不得請求司法救濟。這種反民主的學生管理觀念，經過 80年代台灣學生運動強烈的批判後，司法院大法官會議在民國84年6月23日釋字第三八二號解釋文中，承認凡受校內處分，用盡校內申訴途徑，未獲救濟者有提出訴願及行政救濟之權利。之後在大學法修訂過程中，「特別權力關係」的條款，被強調學生參與、學生自治以及學生權利救濟制度的必要性及價值的觀念所取代。

[7] 大革會成立於1987年7月16日，於1988年2月28日宣布解散，改組為民主學生聯盟（簡稱民學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