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2004 孤挺花學運
孤挺花學運以及408事件
學生的行動很快的在媒體的報導以及社會的期待下，集結了大量社會的資源和關注。發起運動的學生，以「孤挺花」為這次運動自我命名，並試圖以「絕食靜坐」的方式引起社會注意，給予陳水扁和民進黨壓力。而另一方面，如輔大黑水溝社等學運社團的學生，由於不瞭解這些參與絕食靜坐的學生，因此對運動採取觀望的態度，但是仍然透過各種方式嘗試瞭解中正廟廣場上的狀況。幾個學運社團的學生開了數次會議，討論是否要進去參與這次學運。
408事件之後，學運團體完全放棄介入中正廟廣場學運的可能，並嘗試在「二二八和平公園」另外開闢戰場，但並未受到重視。而原本發起運動，繼續留在廣場上的學生，在一個月之後開始面對到群眾人數不增反減的困局，期間數名學生雖然曾經因絕食而數度進出台大醫院，但是學生的行動仍然未能撼動統治集團，最後整個運動草草結束。
藍綠對峙氣氛下的中正廟學運
台灣在跨世紀的2000年首次完成政黨輪替，本土色彩濃厚的「民主進步黨」首度走上執政之路。不過扁政府執政八年期間，朝野紛爭不斷，尤其是整個社會的「藍綠對峙」的氣氛，幾乎是從上而下蔓延到社會上的每個角落，嚴重的撕裂了整個台灣社會。
前文述及，楊明敏在〈學運的精神分析〉（楊明敏，1992）一文中，利用精神分析理論，指出野百合學運本身主體性的貧弱，只能透過鏡像式的模仿天安門學運，或將自我神聖化，在激烈的排除異己過程中，肯定自身的存在。而從前面對於1994年文大美術系事件後台灣學運發展的簡要敘述中，也可看出如何豐富、充實學生運動的主體性，是後來的學運參與者一直在面對的重要課題。
408事件過程中，學生彼此間強烈的互不信任，以及對於外來參與者的排拒，其實在中正廟廣場模式學運中並不陌生。不要忘記了，1990年野百合學運正是在參與校際會議的各社團、各派系，對於學生人數不斷增加，害怕情況失去控制的恐懼下，從而共同做出和平撤離廣場的決定。1997年菅芒花學運時，對於外力介入的疑懼較不明顯，但彼此有著類似意識型態的學運社團彼此間仍充滿歧異，而部分較具性別意識的團體和學運團體間也存在著衝突。
而在2004年的孤挺花學運中，由於整個社會「藍綠對峙」的氣氛，使得整個運動自我神聖化的現象更加顯著。「絕食抗議」在1990年野百合學運中，是運動中程才出現的手段，但在孤挺花學運一開始就採取了如許激烈的手段，同時對於異己的抗拒和排除也更加的激烈。從而使得後來欲加入的學運社團遭受到強烈的排斥，學生運動的聯合也就無法擴大。
廣場學生採取絕食抗議的激烈手段，其實也顯現了另一個運動組織的問題，即廣場學生無法透過校園經營去動員各校內的學生來參與運動，只能透過不斷強化中正廟的符號意象，以自殘的手段來吸引媒體注意，期望透過媒體的關注來吸引學生並給予執政者壓力。連結到野百合學運的歷史來看，這其實是把廣場學生的符號功能擴張到最大的表現，對應的是廣場學生人數的減少與主體內涵的空白。
但從學運社團這一方來看，由於1994年後持續的「去政治中心」的問題意識的影響，學生其實對於廣場上以政治議題為號召的學生，是既不理解也很難聯結的。就算加入廣場上的靜坐行動，學運社團的學生也很難接受這樣完全缺乏社會內容的訴求。而且就幾次學運團體開會討論的結果來看，這些團體的情況其實和1997年參與「菅芒花學運」的社團的情況很像：企圖將整個行動的詮釋權與決定權拿下，急於把當時的政治要求轉向社會議題，卻拙於處理轉化時所面臨的困難。不同的是在1997年曾經發生的兩批學生「和平轉移」，最後發現是「搭錯車」的狀況，在2004年被劇烈衝突所取代，變成根本搭不上車。但即使學運團體真能取得2004孤挺花運動廣場的主導權，是否真能處理政治議題轉化成社會訴求的困難，其實也非常的有疑問。
在1994年文化大學美術系事件前後，一些教授所期待的要和政治勢力保持距離的運動，看起來是逐步在2000年後的學生運動中逐漸實現。學運團體對於政治議題的警覺，遠遠超越了野百合時代的學運幹部。但是和政治議題保持距離的同時，學運卻沒有相應的開展出校園內的自主運動形勢，以致於和中正廟廣場上的學生同樣面對到校園組織上的困境。不管是在廣場上絕食抗議的學生還是被排除在外的學運團體，依然面對著野百合學運後留下的難題：如何充實學運的主體性？
六、2006 紅衫軍＆回應趙剛
在2006年由於陳水扁貪腐案引起的「紅衫軍」運動之後，遵循和前面三次相同的模式，在整個社會的憤怒力量抒發之後，由於得不到令人滿意的結果，又一群大學生在中正廟廣場靜坐，一樣的在經過多日的努力之後，廣場的人數不增反減，也沒有獲得政府的回應，最後運動無疾而終。
關於這次運動的過程，由於研究時間和資料的限制，無法在本篇論文中做說明。這裡主要想回應趙剛對大學生為何在「紅衫軍」、「天下圍攻」運動中缺席的歸因，我認為這是台灣的批判論述學者，在野百合學運之後，頭一次有人認真對於中正廟廣場模式學運的實踐做分析。從中也可以看出台灣的批判論述圈是從什麼樣的角度在看台灣學運。
趙剛認為大學生缺席有三個原因：首先是獨派的本土論述經過野百合學運以來，到今天已經成為文化霸權，在大學校園取得優勢論述位置，這使得大學生對於紅衫軍運動採取一種「冷處理」的態度。其次是比較有意識的「進步」大學生（例如進步的工運網路如「苦勞網」、各種反高學費的團體、異議校園社團，以及參與局部社會改革的團體如「樂生」），則又因各自的意識型態，以「旁觀者」的態度對運動採取質疑的態度，甚至根本取消這個運動的正當性。最後則是2000年之後每下愈況的經濟，使得人們對於未來充滿了不確定感，這使得現在的大學生對於運動有一種「機會主義」的疏離（趙剛，2007：21）。
趙剛的分析有典型社會學者「大處著眼」的味道，關於本土文化霸權造成的冷處理的問題，因為需要更多詳盡的田野研究，這裡暫不回應。但是關於校園異議社團的旁觀、甚至質疑的態度，其實未必是因為意識型態因素，而有其社會情境和歷史的脈絡。
首先，從1994年文大美術系事件後，以及1997年菅芒花運動中，可以看出台灣校園運動中的一個現象，即政治運動和社會運動的界線區分得越來越清楚。學運社團對於政治議題有不斷遠離的傾向。在1990年野百合運動時，緊接著幾名台大學生靜坐，而進入廣場的是不分派系、路線的各個學運團體。但在1997年「菅芒花運動」時，是先由具有政治色彩的「新文化工作隊」起頭，而後將廣場的主導權完全交給具有社運色彩的北部「四校例會」和中部學運社團，是一個非常清楚的截然二分的交接。而後在2004「孤挺花」學運中，學運團體即使想以「搭便車」的態度進入廣場，也會因為和群眾間的隔閡以及無法突破藍綠對峙的格局而失敗。而從野百合之後到文大美術系事件後的的學運論述來看，對於以政治議題為中心的學生運動實踐模式的反省，幾乎是各個世代的學運論述的主題之一。事實上，從1994年以後，不要說政治議題，許多學運社團甚至對於80年代末期建立起來的學生會、學生政府也都很少參與。因此在缺乏有力的論述和組織以突破「藍綠對峙」的政治格局的現實條件下，對於「勞民傷財」的中正廟模式運動以及和政治議題相關的運動，學運社團採取旁觀、疏離的態度，看來其實並不意外。
再者，如前所述，從1990年野百合學運後，「如何組織群眾？」就成了各校學運社團的難題。而從1997年、2004年中正廟模式學運的例子，可以看出遠在2006年以前，校園異議社團就對校內學生的動員力和組織能力大幅減弱。而從校園內的經營來看，以台中的東海大學來說，即使曾經有2001年「V大樓事件」、2003年「東海保衛戰」（反對工業區聯外道路穿越校園以及路思義教堂）這樣校園參與者眾多的運動，但是大量的參與者並無法轉換成社團社員和幹部數量的成長，在1990—1994年時還存在的五、六個校園異議性社團，在2002年時只剩一個，該社團還連續三年沒有新幹部[1]。事實上，據筆者所知，台灣北部各校，野百合時代的學運社團也僅有台大、輔大兩校還存在，其他各校要不是最近五年內才成立的新社團，要不就是校內完全沒有異議性社團的存在。
因此趙剛所看到的以階級為理由、或是強調社會鬥爭在地化、日常生活化來否定紅衫軍運動的觀察，其實是反映了校園社團幹部對於群眾組織的焦慮。因為恐懼社團會斷炊，因此在理念上當然會格外強調左翼階級論的正統性，以確保社團傳承的純正，甚至到近乎教條的程度。同時也會格外強調「日常生活」、「在地」的重要性，因為相較於針對高層政治體制的運動，這些日常生活的運動，其群眾的組成是更為清楚而易於辨認掌握的，這其實可以從1993年時《野百合通訊》上黃新高的文章中就可以看到類似的想法。雖然從實際組織的經驗上來看，從校園日常生活的議題所連結的群眾，也未必能夠成為社團的一員。
而對於台灣學生由於2000年後下沈的經濟情況而變得更加世故、冷漠、機會主義的說法，也可以連到趙剛關心的另一個問題：即近代的革命，不是最初的導火線來自大學校園，或是大學校園延續接觸外在的變革之火，大片延燒。但是台灣的紅衫軍運動綿延月餘，為何始終沒有在大學產生影響。何故？
在我看來，如果從較長時期的歷史分析來看從1990中正廟模式學運的發展，其實很容易理解。如前所述，即使是1990的野百合學運，學生在廣場上扮演的也只是一個為民請命的符號角色，而不是推動社會改革的實質力量。更不用說後面幾次學運的校園動員力量，都沒有辦法達到野百合學運的程度。而如同鄧丕雲在其書中的分析，80年代台灣的學生運動其實是在政治開放後，試圖用自己的力量，讓校園的民主化能追趕上社會腳步的努力。這和趙剛所提到的，近代由學生發起或延燒擴大的社會革命的情況完全不同。
可以這樣說，從80年代開始萌芽的台灣學運，台灣的學生是在受到外在社會環境變化的鼓舞後，才開始進行一連串的校園抗議行動。台灣的大學生並沒有負擔起做為社會革命的引爆劑的角色，而是急急地在追趕整個社會前進的步伐，或者更常見的，封閉在校園的圍牆內，對外在社會環境的變化無動於衷。這在80年代如是，90年代如是，在現今依然如是。台灣大學校園會產生如是現象的結構原因，需要更深一層的分析和研究。不過我們也應該反過來去問一個問題：為什麼這個社會會對一群近乎軟弱無能的大學生抱以這麼大的期待？除了五四、六四、野百合的歷史記憶，或許還要加上華人社會對於知識階層、升學主義的崇拜等等之外，是否還有其他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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