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結論：中正廟模式學運的性質
（一）以學生為代表的全民請願運動：
雖然時序已經到了2008年，但是當年鄧丕雲對於1990年三月學運的性質的界定，仍然適用於後來發生在中正廟廣場上的數次學運—以學生為代表的全民請願運動。從1990以來每一次中正廟學運的發生，都是在一個衝擊整體社會的重大政治事件發生後，當整個社會幾乎被完全動員起來，但是蠻橫的國家機器領導者依然不肯讓步，於是社會大眾只有寄望於學生，由學生在中正廟廣場上靜坐，代表憤怒又沮喪的社會，要求國家的領導者自我反省。
因此靜坐在廣場上的學生，不管他們有沒有能力， 願不願意，他們表達的都不是自己的聲音。事實上，在全民請願運動的運動性質前提下，學生也不應該有自己的聲音，因為一個純潔無辜、熱情天真、軟弱無力的學生形象，最能滿足沮喪的社會的要求。特別是在2000年藍綠對峙的社會情勢下，不管台面下有多少藍綠的支持者在暗助、甚至是「綁架」了學生，台面上學生仍然要表現出超越藍綠的天真純潔樣貌，只能以沈默、絕食這樣無力到近乎自殘的樣貌，來取得沮喪的社會大眾的認同。
（二）以「符號」發揮力量的運動：
80年代的學生運動以及當今的後現代文化批判，很喜歡討論「主體性」的課題。然而在「以學生為代表的全民請願運動」的性質規定下，靜坐在中正廟前廣場的學生，注定是沒有自己的主體性的，他們只能成為表達整個社會對推進民主改革、建立合理政治結構的期望的工具，而無法利用自己的力量，提出自己的訴求，以影響台灣社會前進的方向。由於90年代以後學生運動的各種主觀和客觀的限制，歷次的中正廟學運中，學生在中正廟廣場上發揮的是做為符號的功能，而不是推動社會前進的實質力量。是一個因著學生缺乏特定社會屬性，而表現出超然於現實利益鬥爭，代表純粹的理想與道德的符號。
弔詭的是，正是因為「符號」的作用，才使得中正廟模式的學運產生了迄今我們所觀察到的「力量」。純粹從「大數法則」的角度來看，除卻1990年「野百合學運」曾達到7,000人的最高人數外，後來數次的運動人數很少超越300人的極限，然而這不到300人的組合，在短短數星期之間，所得到的社會支持和關注，可能超過許多蹲點紮根工作十餘年的社會運動。即使如同2004年，有心的學生嘗試在中正廟之外另闢戰場，但是受到的支持和關注卻有如天壤之別。
如果我們簡單的將自1990年以來的發生在中正廟的學生運動，簡單的歸納出一個模式，那這個模式可以是：『整體社會的憤怒+做為請願代表的學生＋中正廟廣場』，三者合一形成了大家所熟知的中正廟學運模式。社會的憤怒代表了支撐運動的情感和慾望的力量，而學生和中正廟廣場的結合，則體現了一個從六四到野百合的廣為社會大眾熟悉的符號秩序。歷經歷史的不斷沈澱，這個符號秩序是如此的熟悉、如此的牢不可破，以致當社會陷入對國家機器集體性的憤怒和沮喪時，很快的就由學生進入廣場，來抒解內在的情緒和慾望。
由於學生在廣場上發揮的是做為符號的功能，加上從1990年以後運動對校園草根群眾組織上的瓶頸，因此使得運動過程中的「展演」性質以及媒體的角色變得格外重要。正如同在野百合學運發生當年，趙剛對於「無殼蝸牛」運動中的批評：
運動的參與者沒有一個輪廓鮮明的群體認同感，也沒有內部的社會溝通網絡，因此運動「動員」成功，也不過只像是戲劇的叫座。你不能說演員的動員能力很強，最多只能說媒體和宣傳配合得好罷了。而媒體的角色，在無住屋運動以往的大型的群眾抗議活動中，恐怕要比在其他社運的集體行動中所扮演的角色還要重要（趙剛，1990：67）
從這角度來看，中正廟模式的學生運動不外是另一場「無殼蝸牛」式的運動，不同的是，當年百萬人夜宿忠孝東路的無殼蝸牛已逐漸消失在人們的記憶中，而野百合以及中正廟廣場模式的學運，卻不斷的週期性復活然後再死去，宛如夢魘一般的糾纏著活人的腦袋。
（三）90年代以後台灣學運的課題：草根群眾組織
從1990年野百合學運後，「如何組織群眾？」就成了各校學運社團的難題。而從1997年、2004年中正廟模式學運的例子，可以看出遠在2006年以前，校園異議社團、學運團體就對校內學生的動員力和組織能力大幅減弱。這個從1990年「野百合學運」開啟的難局，關鍵性的決定了中正廟模式的學運，是否有可能突破「以學生為代表的全民請願運動」的格局。
如同鄧丕雲所言，這個組織上的難題開啟於野百合學運為台灣的學生運動建立了正當性，使得群眾可以自主以各種形式表達自己的聲音，而未必要透過先鋒隊般的學運社團。但從1997年「菅芒花運動」、2004年「孤挺花運動」的呈現來看，還可以看出另外一個趨勢，即從1997年以後（或許可以追溯至1994年文大美術系事件）後，學運團體對於政治議題有不斷遠離的傾向，而後在2000年「藍綠對峙」的政治情勢下，由於缺乏力的論述和組織突破僵局，因此對於政治相關議題，幾乎可以說是完全不介入。即使有時想以「搭便車」的態度進入廣場，也會因為和群眾間的隔閡以及無法突破藍綠對峙的格局而失敗。因此在2004年後，面對中正廟廣場上一再發生的學生運動，學運社團通常表現出觀察、疏離的態度。
但是另一方面，對於校園中平時很少參與公共議題的學生來說，政治議題卻往往是動員他們頭一次參與投入學生運動的動機。而2000年後「藍綠對峙」的政治情勢，又強化了這種動機。這並非表示這些進入廣場的學生完全是被「挺藍」或「挺綠」的動機所推動，更深一層的來看，很多參與運動的學生其實是看不下去台面上「只問藍綠，不問是非」的荒謬政治鬧劇而走入廣場，就如同當年「野百合學運」中進入廣場的學生一樣。但由於缺乏組織的經驗，使得整個運動只能完全仰賴媒體和宣傳，這也常常使得運動走向越來越悲情化、封閉化。
雖然有很多關心學運的人士指出，一場學運的成功必須要重視論述、組織和議題的選擇，也常常以這樣的視角分析或提供建言。但我個人認為，從1990迄今的中正廟模式學運歷史來看，「組織」（動詞或名詞的）其實關鍵性的決定了整個運動的成敗。不管是學運社團或是一般熱情的學生，如果沒有辦法在平時透過校園內外的參與，累積組織的經驗和想像力，甚至在運動發生前建立起一種初步的組織網絡，只是在運動發生後完全仰賴社會情勢和媒體來號召群眾，則運動的失敗是可預期的。
（四）當作起點而非終點的運動
本論文從歷史回顧的角度出發，對於從1990年發生的「中正廟模式」的學運進行分析，從而得出來如下的結論：在「組織問題」沒有獲得有效的解決，「組織能力」沒有有效的提升，「組織經驗」沒有有效的學習之前，「中正廟模式」的學運，注定只能以「以學生為代表的全民請願運動」的性質發生，同時在參與群眾無法持續擴大的現實下失敗以終。
那麼我們是否應該放棄「中正廟模式」的學運的實踐呢？從1990年「野百合學運」後有許多的學運社團幹部都曾經在理論和實踐上，嘗試揚棄令人不堪回首的「中正廟」。不過觀諸歷史，「中正廟模式」學運依然不曾消失在歷史的舞台上，依然是社會大眾對於學運的第一個想像，也常常是許多校園內的學生，對於學運的初體驗。
那麼面對令人尷尬的「中正廟」模式，學運社團以及參與的學生該怎麼辦呢？或許1997年「菅芒花」的經驗是個可以借鏡的例子，即將「中正廟」的運動視為參與社會運動或是不同團體間串聯、溝通的開始，而非運動的結束。從1998年「教春」所獲得的社會廣大迴響，以及各個學運社團彼此間有默契的串聯來看，前一年「中正廟廣場」的經驗，其實提供了一個很好的開始。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由於「中正廟模式」累積了大量的歷史記憶以及社會期待，反而使得這個運動容易成為許多平時未參與過學生運動的學生的「安全的第一次」，由此開啟了這些學生更深入去瞭解、改造社會的可能。當然「安全的第一次」不見得會成為美妙的第二次、第三次…，甚至由此建立起學生社會運動間的美好關係。我們不應該對「中正廟模式」的學運有太高的期待，然而也不能低估參與的學生在未來所可能具有的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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