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關於2008野草莓以後，臺灣出現了「新」學運的講法，往往都是某種歷史失憶的表現。不過，相較於之前的學運實踐，2008年以後的學運確實也出現了不少過去沒有的現象。社群網路的大量使用，是最常被談及但其實頗有疑義的現象，因為在90年代中期，BBS就開始成為學運的另外一個戰場，樂生保存運動中關於部落格、推特的使用，也證明了學運很早就在使用網路工具，只是在2008年後從部落格換成了臉書而已。除此之外，如同本版曾經提過的，關於高中生運動的出現、「學生勞動者」認識視角的出現，確實也是野百合以降的學運未曾出現過的事物。但另外有一個非常顯著，卻很少被談及的現象，就是大量具同志身份或說LGBT族群身份的學運幹部的現身參與。
雖然祁家威在1986年就成為臺灣第一位公開出櫃的同性戀者，但是以筆者個人印象，在1990年野百合學運前後，同志議題在學運實踐中仍不是主要的議題，也沒有聽說過具有同志身份的學運幹部。雖然某些女研社的幹部據傳具有女同志身份，但是沒有獲得公開證實。到了90年中期，性別以及同志相關議題，開始在台灣社會發酵，東海大學也出現了東海校園內第一個男同志社團刊物--「同言無忌」。而具備男同志身份的幹部，也開始出現在北部某些學運社團內，但以數量來說，仍然是極少數，而且在行動上也比較是隱晦、低調的存在。
至於女同志身份，則在女研社等女性主義社團內，得到較多以及較正面的呈現。不過這往往也會為這些女性主義社團帶來社團定位路線上的分歧：究竟這是一個女性社團還是一個女同志社團？而就筆者個人的有限觀察，90年代的校園性別團體和同志團體，往往都過度偏向往內連結、相互支持的聯誼性團體，而比較缺乏向外拓展、改變制度設施的企圖，這使得當時的許多團體，往往無法捱過千禧年之交的倒社潮。以至於到了現在，除了台大以外，我們很少聽到臺灣各大專院校內，有從90年代存活至今的性別社團或同志社團。
即使在2000～2008年間，具有公開的同志身份的學運幹部，仍是很少見，當然這段時間中的學運社團本來就比較稀少，幹部人數也較少，這也是事實。不過相較於90年代，這段時間LGBT族群對於學運、公共議題的參與顯得更為積極，只是仍然保持非常的低調。例如：台北大學「青年社」的幹部，曾經想要在同志大遊行找校內同志社團--「北G星社」合作辦社課，但同志社團因為怕出櫃所以不願意一起舉辦公開活動。
不過，當時一些學運社團能夠復社甚至維持運作，LGBT幹部也在背後幫了很多忙。例如：在2005年讓「北大青年社」復社的幹部也是女研社的幹部，兩個社團一起合辦活動，一起復社；不過後來女研社幹部因為覺得太累就兩個都放手，女研社也沒人接。除了北大以外，北部他學校也有很多學運社團的幹部是身兼女研社或LGBT社團幹部。
但是時序到了2008年野草莓學運之後，隨著2010年開始，各校的學運社團的大量出現，北、中、南等地的學運團體中出現許多學運幹部，特別是男同志，以公開的同志身份參與學運實踐，包含社團日常運作以及內部工作會議、外部的議題抗爭等。雖然人數多半只佔社團幹部人數的五分之一到十分之一，但差不多是每兩代到三代幹部就會出現一個，而且還是公開、正面的出現，相較於野百合到野草莓之間的學運歷史，這確實是全新的現象。至於中部中興大學的黑森林工作室，在社團停止運作多年後，由同同志社團「性別文化研究社」的一群幹部介入復社，更是一個極度戲劇化的案例！
如同90年代參與學運社團運作的女性幹部，野草莓後參與學運社團的同志身份幹部，同樣也積極參與在華隆罷工、反國光石化、反旺中...等等各項的社會議題中，而其他的參與者或幹部，看待這些人就宛如呼吸空氣一般的自然，對照於90年代時的隱晦稀少存在，同志身份在08野草莓之後如此自然、簡單的存在，這樣的變化確實是讓筆者個人感到驚訝的，或許可以說從中看到臺灣社會的改變。
雖然祁家威在1986年就成為臺灣第一位公開出櫃的同性戀者，但是以筆者個人印象，在1990年野百合學運前後，同志議題在學運實踐中仍不是主要的議題，也沒有聽說過具有同志身份的學運幹部。雖然某些女研社的幹部據傳具有女同志身份，但是沒有獲得公開證實。到了90年中期，性別以及同志相關議題，開始在台灣社會發酵，東海大學也出現了東海校園內第一個男同志社團刊物--「同言無忌」。而具備男同志身份的幹部，也開始出現在北部某些學運社團內，但以數量來說，仍然是極少數，而且在行動上也比較是隱晦、低調的存在。
至於女同志身份，則在女研社等女性主義社團內，得到較多以及較正面的呈現。不過這往往也會為這些女性主義社團帶來社團定位路線上的分歧：究竟這是一個女性社團還是一個女同志社團？而就筆者個人的有限觀察，90年代的校園性別團體和同志團體，往往都過度偏向往內連結、相互支持的聯誼性團體，而比較缺乏向外拓展、改變制度設施的企圖，這使得當時的許多團體，往往無法捱過千禧年之交的倒社潮。以至於到了現在，除了台大以外，我們很少聽到臺灣各大專院校內，有從90年代存活至今的性別社團或同志社團。
即使在2000～2008年間，具有公開的同志身份的學運幹部，仍是很少見，當然這段時間中的學運社團本來就比較稀少，幹部人數也較少，這也是事實。不過相較於90年代，這段時間LGBT族群對於學運、公共議題的參與顯得更為積極，只是仍然保持非常的低調。例如：台北大學「青年社」的幹部，曾經想要在同志大遊行找校內同志社團--「北G星社」合作辦社課，但同志社團因為怕出櫃所以不願意一起舉辦公開活動。
不過，當時一些學運社團能夠復社甚至維持運作，LGBT幹部也在背後幫了很多忙。例如：在2005年讓「北大青年社」復社的幹部也是女研社的幹部，兩個社團一起合辦活動，一起復社；不過後來女研社幹部因為覺得太累就兩個都放手，女研社也沒人接。除了北大以外，北部他學校也有很多學運社團的幹部是身兼女研社或LGBT社團幹部。
但是時序到了2008年野草莓學運之後，隨著2010年開始，各校的學運社團的大量出現，北、中、南等地的學運團體中出現許多學運幹部，特別是男同志，以公開的同志身份參與學運實踐，包含社團日常運作以及內部工作會議、外部的議題抗爭等。雖然人數多半只佔社團幹部人數的五分之一到十分之一，但差不多是每兩代到三代幹部就會出現一個，而且還是公開、正面的出現，相較於野百合到野草莓之間的學運歷史，這確實是全新的現象。至於中部中興大學的黑森林工作室，在社團停止運作多年後，由同同志社團「性別文化研究社」的一群幹部介入復社，更是一個極度戲劇化的案例！
如同90年代參與學運社團運作的女性幹部，野草莓後參與學運社團的同志身份幹部，同樣也積極參與在華隆罷工、反國光石化、反旺中...等等各項的社會議題中，而其他的參與者或幹部，看待這些人就宛如呼吸空氣一般的自然，對照於90年代時的隱晦稀少存在，同志身份在08野草莓之後如此自然、簡單的存在，這樣的變化確實是讓筆者個人感到驚訝的，或許可以說從中看到臺灣社會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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