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5月6日 星期六

臺灣學運社團中的性別問題--(一)

談談一個敏感的問題:學運團體的性騷擾、性侵害問題

就我個人過去對於學運團體的實踐歷史的理解,性別、性騷擾、性侵害的問題,不論是起於學運組織內部,或者是學運組織跟外部的互動,不論起因為何,這類事件如果處理不當,是可以毀掉一個學運組織的。因為這類事件一旦處理不當,就會造成內部信任的崩解,然後蔓延到變成整個組織的癱瘓,從野百合學運以來,北部還有中部的一些學校,都有過很慘痛的教訓!

但是雖然具有這麼強大的破壞力,但我對這類事件對組織運作的影響的理解,倒不認為這是因為性別議題本身具有的衝擊力,雖然性別跟階級一樣,是人類社會根深蒂固的幾個核心矛盾之一。但是,我個人的看法是:性別、性騷擾、性侵害事件的處理,往往凸顯了一個組織內部最深的矛盾或是結構上根深蒂固的衝突。

例如:某學運團體內部可能原本就有向外擴大組織發展與向內培力幹部成長兩種不同取向的衝突,或是老幹部與年輕世代幹部的衝突,或者是權力過份集中於某人的「奇理斯瑪」化的問題,而性別問題一方面剛好是這類結構性的問題的表現,同時也會加劇凸顯這類問題的嚴重性,所以很多學運團體在內部發生過性別相關事件後,社團就倒了,或是瀕臨危機,其實是因為突然爆發的性別事件,突顯了組織運作上本來的裂口、矛盾、侷限。

特別是從2008年「野草莓」以來的學運,經常維持在一種「學運好朋友」的模糊關係和組織形式裡面,大家通常對彼此的關係和界線沒有清楚的界定,對於團隊的方向、價值、運作與投入也沒有承諾,一旦出現性別事件,就是對這種組織關係很大的考驗!

但是,我也聽到一兩個極少數的案例,因為組織內部有充分的共識和溝通,所以遇到問題發生時,馬上進行明快、果斷的處理,在外部環境同時也呈現友善的支持下,結果這個性別問題的發生,並沒有造成組織的衝擊或崩解。但這確實是很少數、很少數、很少數...(因為很重要,所以要說三次!)的案例。因為,就我個人的觀點來看,從2008野草莓學運以來,臺灣大部分的學運團體往往處於「先天不良,後天失調」的狀況,有很多學生組織甚至連固定性的工作會議、學習性的幹部讀書會都開不成,更遑論處理內部的路線問題,乃至更加敏感的性別問題了!

這其實也可以說是一種「無架構的暴政」,而且由於組織運作上的「無架構化」,所以出了問題,團體成員通常僅能循著平常的人際關係去處理,在以「人際網絡」為基礎的組織原則下,對這種事情的處理往往會以「不打壞關係」為最高準則,那當事人的痛苦就很難被正視,甚至更容易被打壓。

簡單的說,我個人的看法是:至少就臺灣的學運團體來說,團體內部或團體間的性別相關衝突事件,往往跟社團的組織方式、實踐路線問題相連結,也就是說,至少在團體內部,不會有單純的、純粹的性別問題。性別相關事件的發生,是一個契機,讓成員可以認真檢視自己參與的團體和實踐,但同時也是一個嚴厲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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